1983年8月14日晚上，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國慶群眾大會上發表了出人意表的講話。李光耀在講話中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像他們一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這次講話引起了很大反響。後來，人們稱那次講話為李光耀的「婚嫁大辯論」。促使李光耀決定發表那次「婚嫁大辯論」演講的原因，是放在他桌上的那份新加坡198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報告。

在李光耀看來，新加坡198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報告顯示了兩個令人堪憂的問題：首先，隨著政府推行的「兩個剛好」的計劃生育政策，新加坡雖然已經把生育率降低了，卻很不均等。教育程度越高的婦女，孩子越少；教育程度低的婦女，孩子越多。40歲以下沒有教育資格的婦女，每人平均生育大約三個孩子，小學程度的婦女平均生育大約兩個孩子，中學和高中程度的婦女平均大約生育一又三分之一個孩子，大學程度的婦女大約生育一又四分之一個孩子。一句話，新加坡的生育狀態屬於「逆淘汰」。

李光耀相信，通過「優生學」，一個國家的國力可以得以增長。

其次，新加坡的大學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將近三分之二「小姑獨處」，未能嫁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新加坡的女性都選擇與學歷比她們高的男性結婚，這叫上嫁；男性則願意娶比自己學歷低的女性，這叫下娶。最後，高學歷的女性往往嫁不出去。

對於這種失去平衡的婚姻與生育趨勢，李光耀認為再也不能不聞不問，而應該迅速加以干預。他大聲呼籲他們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為妻，也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兩個或更多的子女。李光耀告訴那些只想找漂亮女人卻不看女方能力的男士，如果按照這種標準找對象，難免所生小孩外貌像父親，智商像母親。相反，如果找一個與自己智商、能力相當的女士結婚，就可能生養出和自己一樣優秀的小孩。李光耀的兩個兒子聽從了李光耀的勸告，所娶太太都與自己的智力相當，其子女的智商都在140分以上。

李光耀相信有關科學研究得出的如下結論，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賦決定的。研究者曾到處尋找同卵雙生的孿生子，不論年齡多大——20歲、30多歲或40多歲。他們檢測這些孿生子的詞彙、習慣和對顏色、食物、朋友等的好惡愛憎後得出如下結論：80%與天賦、遺傳有關，另外20%與不同的環境、教養有關。這就是說，決定智商高低的主要因素不是後天環境，而是先天遺傳。李光耀說，所有的宗教、道德、法律書籍都告訴人們，人人生而平等。但其實，人非生而平等，永遠不可能。李光耀的上述觀點無疑被批評為「政治上不正確」。李光耀回答說，他不關心政治上是否正確，他只關心實際上是否正確。

李光耀認為，不論是教人打高爾夫球，或是訓練狗用鼻子嗅毒品，必須弄清楚的第一件事，就是那個人或那隻狗是不是可造之材。曾有新加坡人把幾條寵物狗送給訓犬大隊，希望把這些狗訓練成會嗅毒品的狗。幾天後，訓犬大隊把狗退了回來，說這些狗再訓練三年也不行，因為它們不是那個種。李光耀說，人也是一樣，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別給我耽誤時間。我們行動黨政府的責任就是把那些行的人找出來，委以重任！

當記者詢問新加坡怎樣培養有領導能力的班子時，李光耀回答說，關鍵還是要找到有領導潛質的人。李光耀認為，管理者可以培養，但領袖不能培養。能否成為領袖，80%是天賦決定的。他說自己之所以成為自己，80%是父母給予的。

上世紀70年代初期，有關費邊主義的雜誌發表了一篇兩個校長的討論，說解決學生不平等的方法，是讓最好的老師去教學習進度最慢的學生，因為聰明的學生可以自己照顧自己，那樣就可以建立平等的社會。李光耀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他認為，他們是要顛倒上帝所做的事。如果新加坡這麼做，早就完蛋了。

李光耀曾是充滿理想的社會主義者。為了貫徹機會平等，新加坡曾在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努力栽培街頭小販、計程車司機及勞工子女成為工程師、會計師、醫生。當時，新加坡政府預期，將會有六成到七成的學者出身自社會上教育水準最低的階層。但是，幾十年後，結果是，受高等教育的人士仍然固守著他們的小陣地，十位學者中難得有三位來自低教育水準的背景。相反，高教育水準者雖然只佔全國人口的兩成，卻製造出七成的學者。李光耀說，這是人生的現實，無法改變。

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李光耀曾將12歲、16歲、19歲三個年齡層在考試中成績最好的10%的學生作為調查對象，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分析的統計報告公開。這些數字說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親是否受過高等教育是決定孩子學業成績優越與否的關鍵。李光耀也公開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數據分析報告：大部分獲頒獎學金負笈海外的優秀生，家長都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這些家長當中有管倉庫的、做小販的、駕的士的，也有當工人的。李光耀把這些數據和八九十年代的數據對比，後期數據顯示，首100名最傑出的獎學金得主當中，超過50%有一個從事專業工作的父親或母親。由此得出結論：六七十年代那些獎學金得主的雙親之所以很多沒有上過大學，是因為當時的環境沒有提供給他們上大學的機會。如果他們遲一個年代出世，身處教育普及和隨時有多種獎助學金、貸學金可供優秀學生申請的時代，他們也一定能考上大學。

按照李光耀的觀點，「人生下來就是不平等的，再多的社會工程學或政府干預，也無法改變個人的人生命運。政府政策頂多讓大家在起跑點獲得平等的機會，不過卻無法確保公平的結果。社會上一定會出現不公平的結果，能力較強者比能力較低者享有更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李光耀認為：「不能因為這樣就不讓聰明能幹的人出人頭地。相反，解決辦法是創造有利條件讓最能幹者可以大展拳腳，從而為大眾製造工作機會，然後再重新分配盈餘，讓能力較低者受惠。」

當一個社會最有天賦的人不能得到很好的培養，不僅是這些有天賦的人的不幸，也是社會的不幸。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吳作棟也認為，「當我們在那些有能力者身上投資時，這是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而不是為了這些人的個人好處。」當然，政府在這方面也不會給有錢人的子弟任何優待，相反，每名學生，不論他們的家庭背景如何，都將在學業上公平競爭，以證明他們的能力。例如，1991年新加坡在自主學校就讀中一的學生中，最優秀的25%的學生里有63%是住在組屋裡，其中16.1%更來自三房或三房以下的家庭。這就是說，出身平常但能力強、肯用功的學生也同樣有機會進入自主學校，得到政府的幫助，領取教育儲蓄基金獎學金。

為了扭轉新加坡的劣生趨勢，新加坡政府在1984年決定，讓生育第三個孩子的大學畢業的母親在為所有的子女選擇最好的學校時享有優先權。這是每一個家長夢寐以求的一種特權，但也是一個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課題。

內閣中的主張「平等主義」一派對上述政策怒目以對，並對「聰明父母必出聰明子女」的說法予以駁斥。他們認為，即使確實如此，也沒有必要去傷害所謂的「不聰明者」的自尊心。還有的內閣成員並不否認人的智力和能力生來就有差別的事實，但也認為上述政策將冒犯資質較弱的家長和他們的孩子。但是，李光耀等人堅持己見，執意要喚醒那些男性大學畢業生，以使他們擺脫不合時宜的下娶觀念。最後，內閣以大多數票通過了這個決定。

新加坡政府的上述政策自然引起了非大學畢業的母親的不滿。但是，令李光耀等人始料不及的是連大學畢業的母親也提出抗議，甚至不願意接受這種優先權。李光耀曾和一些新加坡的新聞工作者交談，向他們分析這些數字，並嘗試逐漸解決這個問題。當時，一位女記者對李光耀說，我相信你的觀點，「不過，總理，如果一個男性因為我的基因而要和我結婚，我不想嫁給他」。

不過，年輕的男士們總算把話聽了進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進度始終快不起來。1984年大選過後，新加坡政府改變原來的決定，撤銷大學畢業母親所享有的特權。上述政策取消之後，李光耀等人並不罷休，而是用其他政策取而代之，即以大學、理工學院、「A」水準和「O」水準畢業的已婚婦女為對象，給予她們特別所得稅優惠。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這些婦女本人或者她們的丈夫，就能獲得可觀的特別稅金回扣。由於擴大了受惠範圍，避免了過於強調一小群精英的做法，這一政策推行比較順利，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使得相對多一些的婦女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

1983年，新加坡曾派代表團到日本考察，研究他們在生育方面是否存在著與新加坡相同的問題。考察發現，現代日本根本就沒有允許同類問題出現。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受挫之後，通過自行徹底檢討，改變了許多東西：為什麼自己體型過去那麼矮小？因為缺少蛋白質。因此，他們吃蛋白質食物、喝鮮奶、吃許多牛肉。於是，他們終於有了更大的體型。為什麼自己的雙腳過去較短？因為他們常常蹲在地板上。於是，他們現在坐在椅子上，他們的腳終於長長了。考察日本，李光耀得出結論，日本人的智慧得分正越來越高。有人說，日本人會有一個好的前途，李光耀說，我一點兒也不懷疑。為什麼李光耀會有這種認識呢？究其原因，有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日本人保持著優生的趨勢。分析日本的人口替代率，會得到發人深省也是令人警醒的啟示。在日本，大學畢業生的人口替代率是2.5，其他則是2。在日本，媒妁觀念仍然根深蒂固。父母在媒人的幫助之下，並不是為孩子安排婚姻，而是認識他們的夥伴。如果他們都願意的話，就可以結婚。當一個大財閥的首腦說，我有一個女兒，你可以到貿工部告訴副相（即那兒的常任秘書），問他有沒有認識適合的青年。人們對這樣的景象習以為常，視為當然。這裡所謂的適合，是指這名青年是否適合一個大財閥的女兒。如果一對男女門當戶對、男才女貌，李光耀說自己會贊同地說：「這是一個美好的門第，我會感到欣慰。」

其次，日本人保持著優育的傳統。這裡所謂的優育的傳統，就是男主外、女主內。女性在培養後代方面，有其先天的優勢和能力。李光耀說，今天，人們仍然難有機會同包括高層女性執行人員在內的日本代表團舉行會談。女性在代表團中擔任的是通譯員。她們送茶待客，全是臨時職員，而不是永久受雇。也許，她們允許永久受雇，但很少人會這麼做。當她們結婚的時候，必須離職養育孩子，然後在孩子入學之後才重回崗位。這是一個明確的角色。在日本，只有20%的大學招收女生。其他有志向的女性，或她們有志向的父母，都進入教授現代語文、經濟即著重家政的學院攻讀，以便可以管理她們的丈夫和家庭。李光耀似乎並不排斥儒家「夫婦有別」的傳統，甚至有條件地贊成日本保持儒家這方面傳統的做法。因為女性的能力往往表現為「相夫教子」，而這其實也是最為重要的工作。

李光耀相信，華人比較聰明，例如，國際數學競賽的金獎往往被中國人、新加坡華人獲取。李光耀說，在古老的中國，成功的商人或朝廷命官，可以任意挑富商的女兒或最年輕貌美的村女，娶上六七房、八九房的妻妾，子女成群。貧窮愚昧的勞工等於被閹割，像野生動物群落中居於弱勢而遭到放逐的雄師或公鹿，沒有配偶，也沒有機會傳遞基因。這樣，就出現一個智力較高的人口群。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當鄧小平看到新加坡的建設成就的時候，很高興。宴會中，他拿起酒杯，與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碰杯。鄧小平說：「恭喜你！新加坡曾是個很落後的地方，現在，卻是個美麗的城市！」聽到鄧小平的誇讚，李光耀用華人慣有的謙虛回答說：「謝謝你，這是一個非常小的國家，容易管理。」聽過回答，鄧小平好像是向著對方，又似乎是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是啊，要是我管的是上海這麼大地方就好了！」聽到鄧小平這句話，李光耀似乎不服氣了。

李光耀告訴鄧小平：「新加坡的華人大多是從中國大陸廣東、福建來的那些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的後代，而中國大陸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的後代，那樣一些人在那兒開枝散葉，所以，沒有什麼新加坡能夠做到的，中國做不到，或者說，不能做得更好！」講到這裡，鄧小平沉默了，這個話題也就輕輕帶了過去。

不過，李光耀後來回憶說：「鄧小平沒有忘記我的『挑戰』。他在1992年南巡時說，要借鑒新加坡，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仔細分析，李光耀在說明「沒有什麼新加坡能夠做到的，中國做不到，或者說，不能做得更好」的觀點的時候，並沒有從文化、制度等方面找原因，而僅僅是從人乃至於人的先天稟賦找原因，即中國大陸華人的先天稟賦要比新加坡華人的好。

李光耀之所以重視基因和優生，是因為他認為能否成才既取決於後天環境，更取決於天賦基因，而人才是贏取城市與城市、國家與國家之間競爭最重要的因素。李光耀在一次演講中一字一句地引述了《管子》一書的如下觀點：「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李光耀在解釋一些地區和國家成功的原因時，總是把最終的根子落在人才上。例如，為什麼中國香港在歷經風雨打擊之後總能站起來？是由於香港繼承了英國留下的制度嗎？制度固然重要，但英國的殖民地有55個之多。這些殖民地獨立後大都繼承了英國的法律制度，最終在經濟上趕上甚至超過了西方的地方屈指可數。因此，制度不是決定因素。

李光耀說，自己是想了幾十年之後才想明白，成就香港經濟騰飛的關鍵因素還是人。中國20世紀上半葉國內戰爭的結局，造成大量人才湧入香港，「裹挾著大批來自中國最傑出的企業家、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他們有來自上海的，也有來自浙江、江蘇和廣東的。這些大陸精英形成了一個厚實的人才基礎。」再加上一批敢於背井離鄉和「較有創業精神和足智多謀的中國工人，他們攜手把香港轉變成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台灣地區為什麼能夠經濟騰飛？李光耀認為也是同樣道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原因並非缺乏人才，而是路線方針搞錯了。退守台灣之後，國民黨改正自己在大陸犯過的錯誤，「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國多年的頂尖領導人才，都吸納過去。他們的行政，加上美國的援助，改變了台灣」。李光耀說：「當這一切在1949年發生時，我還不了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別是創業人才，也未意識到這些訓練有素的人才，正是改變社會、提升社會的酵母。」

有人樂觀地預測，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李光耀肯定中國將在21世紀的世界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發揮越來越重大的影響，但是，他毫不猶豫地判斷21世紀的領軍國家仍然會是美國，理由是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多和最優秀的人才。當人們問到新加坡如何才能繼續保持現有繁榮時，李光耀的回答是，這取決於能否一代又一代地找到最好的人才。

李光耀基因決定命運的優生學不無道理，但未免偏激。目前，新加坡政府在反思自己的精英主義政策之後，也在進行調整改革。例如，過去可能過於強調學業成績，現在則更重全面發展，並將成才的範圍擴大到各個領域，「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