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14日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表的讲话。李光耀在讲话中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次讲话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人们称那次讲话为李光耀的“婚嫁大辩论”。促使李光耀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原因，是放在他桌上的那份新加坡198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报告。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198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报告显示了两个令人堪忧的问题：首先，随着政府推行的“两个刚好”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加坡虽然已经把生育率降低了，却很不均等。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孩子越少；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孩子越多。40岁以下没有教育资格的妇女，每人平均生育大约三个孩子，小学程度的妇女平均生育大约两个孩子，中学和高中程度的妇女平均大约生育一又三分之一个孩子，大学程度的妇女大约生育一又四分之一个孩子。一句话，新加坡的生育状态属于“逆淘汰”。

李光耀相信，通过“优生学”，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得以增长。

其次，新加坡的大学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未能嫁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新加坡的女性都选择与学历比她们高的男性结婚，这叫上嫁；男性则愿意娶比自己学历低的女性，这叫下娶。最后，高学历的女性往往嫁不出去。

对于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李光耀认为再也不能不闻不问，而应该迅速加以干预。他大声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子女。李光耀告诉那些只想找漂亮女人却不看女方能力的男士，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找对象，难免所生小孩外貌像父亲，智商像母亲。相反，如果找一个与自己智商、能力相当的女士结婚，就可能生养出和自己一样优秀的小孩。李光耀的两个儿子听从了李光耀的劝告，所娶太太都与自己的智力相当，其子女的智商都在140分以上。

李光耀相信有关科学研究得出的如下结论，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赋决定的。研究者曾到处寻找同卵双生的孪生子，不论年龄多大——20岁、30多岁或40多岁。他们检测这些孪生子的词汇、习惯和对颜色、食物、朋友等的好恶爱憎后得出如下结论：80%与天赋、遗传有关，另外20%与不同的环境、教养有关。这就是说，决定智商高低的主要因素不是后天环境，而是先天遗传。李光耀说，所有的宗教、道德、法律书籍都告诉人们，人人生而平等。但其实，人非生而平等，永远不可能。李光耀的上述观点无疑被批评为“政治上不正确”。李光耀回答说，他不关心政治上是否正确，他只关心实际上是否正确。

李光耀认为，不论是教人打高尔夫球，或是训练狗用鼻子嗅毒品，必须弄清楚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人或那只狗是不是可造之材。曾有新加坡人把几条宠物狗送给训犬大队，希望把这些狗训练成会嗅毒品的狗。几天后，训犬大队把狗退了回来，说这些狗再训练三年也不行，因为它们不是那个种。李光耀说，人也是一样，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别给我耽误时间。我们行动党政府的责任就是把那些行的人找出来，委以重任！

当记者询问新加坡怎样培养有领导能力的班子时，李光耀回答说，关键还是要找到有领导潜质的人。李光耀认为，管理者可以培养，但领袖不能培养。能否成为领袖，80%是天赋决定的。他说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80%是父母给予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有关费边主义的杂志发表了一篇两个校长的讨论，说解决学生不平等的方法，是让最好的老师去教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因为聪明的学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样就可以建立平等的社会。李光耀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他们是要颠倒上帝所做的事。如果新加坡这么做，早就完蛋了。

李光耀曾是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贯彻机会平等，新加坡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努力栽培街头小贩、计程车司机及劳工子女成为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当时，新加坡政府预期，将会有六成到七成的学者出身自社会上教育水准最低的阶层。但是，几十年后，结果是，受高等教育的人士仍然固守着他们的小阵地，十位学者中难得有三位来自低教育水准的背景。相反，高教育水准者虽然只占全国人口的两成，却制造出七成的学者。李光耀说，这是人生的现实，无法改变。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李光耀曾将12岁、16岁、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10%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孩子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李光耀也公开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负笈海外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驾的士的，也有当工人的。李光耀把这些数据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名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一个从事专业工作的父亲或母亲。由此得出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奖学金得主的双亲之所以很多没有上过大学，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没有提供给他们上大学的机会。如果他们迟一个年代出世，身处教育普及和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按照李光耀的观点，“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再多的社会工程学或政府干预，也无法改变个人的人生命运。政府政策顶多让大家在起跑点获得平等的机会，不过却无法确保公平的结果。社会上一定会出现不公平的结果，能力较强者比能力较低者享有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李光耀认为：“不能因为这样就不让聪明能干的人出人头地。相反，解决办法是创造有利条件让最能干者可以大展拳脚，从而为大众制造工作机会，然后再重新分配盈余，让能力较低者受惠。”

当一个社会最有天赋的人不能得到很好的培养，不仅是这些有天赋的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认为，“当我们在那些有能力者身上投资时，这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了这些人的个人好处。”当然，政府在这方面也不会给有钱人的子弟任何优待，相反，每名学生，不论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都将在学业上公平竞争，以证明他们的能力。例如，1991年新加坡在自主学校就读中一的学生中，最优秀的25%的学生里有63%是住在组屋里，其中16.1%更来自三房或三房以下的家庭。这就是说，出身平常但能力强、肯用功的学生也同样有机会进入自主学校，得到政府的帮助，领取教育储蓄基金奖学金。

为了扭转新加坡的劣生趋势，新加坡政府在1984年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这是每一个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但也是一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课题。

内阁中的主张“平等主义”一派对上述政策怒目以对，并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说法予以驳斥。他们认为，即使确实如此，也没有必要去伤害所谓的“不聪明者”的自尊心。还有的内阁成员并不否认人的智力和能力生来就有差别的事实，但也认为上述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但是，李光耀等人坚持己见，执意要唤醒那些男性大学毕业生，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最后，内阁以大多数票通过了这个决定。

新加坡政府的上述政策自然引起了非大学毕业的母亲的不满。但是，令李光耀等人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李光耀曾和一些新加坡的新闻工作者交谈，向他们分析这些数字，并尝试逐渐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一位女记者对李光耀说，我相信你的观点，“不过，总理，如果一个男性因为我的基因而要和我结婚，我不想嫁给他”。

不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1984年大选过后，新加坡政府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上述政策取消之后，李光耀等人并不罢休，而是用其他政策取而代之，即以大学、理工学院、“A”水准和“O”水准毕业的已婚妇女为对象，给予她们特别所得税优惠。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本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由于扩大了受惠范围，避免了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的做法，这一政策推行比较顺利，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使得相对多一些的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

1983年，新加坡曾派代表团到日本考察，研究他们在生育方面是否存在着与新加坡相同的问题。考察发现，现代日本根本就没有允许同类问题出现。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挫之后，通过自行彻底检讨，改变了许多东西：为什么自己体型过去那么矮小？因为缺少蛋白质。因此，他们吃蛋白质食物、喝鲜奶、吃许多牛肉。于是，他们终于有了更大的体型。为什么自己的双脚过去较短？因为他们常常蹲在地板上。于是，他们现在坐在椅子上，他们的脚终于长长了。考察日本，李光耀得出结论，日本人的智慧得分正越来越高。有人说，日本人会有一个好的前途，李光耀说，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为什么李光耀会有这种认识呢？究其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日本人保持着优生的趋势。分析日本的人口替代率，会得到发人深省也是令人警醒的启示。在日本，大学毕业生的人口替代率是2.5，其他则是2。在日本，媒妁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父母在媒人的帮助之下，并不是为孩子安排婚姻，而是认识他们的伙伴。如果他们都愿意的话，就可以结婚。当一个大财阀的首脑说，我有一个女儿，你可以到贸工部告诉副相（即那儿的常任秘书），问他有没有认识适合的青年。人们对这样的景象习以为常，视为当然。这里所谓的适合，是指这名青年是否适合一个大财阀的女儿。如果一对男女门当户对、男才女貌，李光耀说自己会赞同地说：“这是一个美好的门第，我会感到欣慰。”

其次，日本人保持着优育的传统。这里所谓的优育的传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在培养后代方面，有其先天的优势和能力。李光耀说，今天，人们仍然难有机会同包括高层女性执行人员在内的日本代表团举行会谈。女性在代表团中担任的是通译员。她们送茶待客，全是临时职员，而不是永久受雇。也许，她们允许永久受雇，但很少人会这么做。当她们结婚的时候，必须离职养育孩子，然后在孩子入学之后才重回岗位。这是一个明确的角色。在日本，只有20%的大学招收女生。其他有志向的女性，或她们有志向的父母，都进入教授现代语文、经济即着重家政的学院攻读，以便可以管理她们的丈夫和家庭。李光耀似乎并不排斥儒家“夫妇有别”的传统，甚至有条件地赞成日本保持儒家这方面传统的做法。因为女性的能力往往表现为“相夫教子”，而这其实也是最为重要的工作。

李光耀相信，华人比较聪明，例如，国际数学竞赛的金奖往往被中国人、新加坡华人获取。李光耀说，在古老的中国，成功的商人或朝廷命官，可以任意挑富商的女儿或最年轻貌美的村女，娶上六七房、八九房的妻妾，子女成群。贫穷愚昧的劳工等于被阉割，像野生动物群落中居于弱势而遭到放逐的雄师或公鹿，没有配偶，也没有机会传递基因。这样，就出现一个智力较高的人口群。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邓小平看到新加坡的建设成就的时候，很高兴。宴会中，他拿起酒杯，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碰杯。邓小平说：“恭喜你！新加坡曾是个很落后的地方，现在，却是个美丽的城市！”听到邓小平的夸赞，李光耀用华人惯有的谦虚回答说：“谢谢你，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容易管理。”听过回答，邓小平好像是向着对方，又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是啊，要是我管的是上海这么大地方就好了！”听到邓小平这句话，李光耀似乎不服气了。

李光耀告诉邓小平：“新加坡的华人大多是从中国大陆广东、福建来的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而中国大陆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那样一些人在那儿开枝散叶，所以，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说，不能做得更好！”讲到这里，邓小平沉默了，这个话题也就轻轻带了过去。

不过，李光耀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没有忘记我的‘挑战’。他在1992年南巡时说，要借鉴新加坡，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仔细分析，李光耀在说明“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说，不能做得更好”的观点的时候，并没有从文化、制度等方面找原因，而仅仅是从人乃至于人的先天禀赋找原因，即中国大陆华人的先天禀赋要比新加坡华人的好。

李光耀之所以重视基因和优生，是因为他认为能否成才既取决于后天环境，更取决于天赋基因，而人才是赢取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最重要的因素。李光耀在一次演讲中一字一句地引述了《管子》一书的如下观点：“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李光耀在解释一些地区和国家成功的原因时，总是把最终的根子落在人才上。例如，为什么中国香港在历经风雨打击之后总能站起来？是由于香港继承了英国留下的制度吗？制度固然重要，但英国的殖民地有55个之多。这些殖民地独立后大都继承了英国的法律制度，最终在经济上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的地方屈指可数。因此，制度不是决定因素。

李光耀说，自己是想了几十年之后才想明白，成就香港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还是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国内战争的结局，造成大量人才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这些大陆精英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人才基础。”再加上一批敢于背井离乡和“较有创业精神和足智多谋的中国工人，他们携手把香港转变成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台湾地区为什么能够经济腾飞？李光耀认为也是同样道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原因并非缺乏人才，而是路线方针搞错了。退守台湾之后，国民党改正自己在大陆犯过的错误，“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国多年的顶尖领导人才，都吸纳过去。他们的行政，加上美国的援助，改变了台湾”。李光耀说：“当这一切在1949年发生时，我还不了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创业人才，也未意识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正是改变社会、提升社会的酵母。”

有人乐观地预测，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李光耀肯定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重大的影响，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判断21世纪的领军国家仍然会是美国，理由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和最优秀的人才。当人们问到新加坡如何才能继续保持现有繁荣时，李光耀的回答是，这取决于能否一代又一代地找到最好的人才。

李光耀基因决定命运的优生学不无道理，但未免偏激。目前，新加坡政府在反思自己的精英主义政策之后，也在进行调整改革。例如，过去可能过于强调学业成绩，现在则更重全面发展，并将成才的范围扩大到各个领域，“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