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俊杰17岁时，他决定在校外抗议中国政府的规定。几天后，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并接受了精神分裂症的治疗。

张俊杰是BBC确认的数十名因抗议或向当局投诉而被送入医院的人之一。

我们采访的许多人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施以抗精神病药物治疗，部分人甚至接受了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简称ECT）。

数十年来，已有报道指出，中国将住院治疗作为拘留异议人士的一种方式，而无需经过司法程序。BBC发现，尽管有法律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它最近又卷土重来。

张俊杰表示，在被迫服用药物之前，他曾遭到医院工作人员的约束和殴打。

他的噩梦始于2022年，那时他因抗议中国严苛的封控政策而受到关注。他说，仅仅抗议了五分钟，教授们就认出了他，并联系了他的父亲。随后，他的父亲将他带回家。他表示，父亲随后报了警，第二天——也就是他18岁生日当天——有两名男子将他送到一个所谓的新冠检测中心，但实际上是一家医院。

“医生告诉我，我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然后他们把我绑在床上。护士和医生一再告诉我，因为我对党和政府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一定是精神病患者。这太可怕了。”他在接受BBC国际频道（BBC World Service）采访时说。他在那里被关了12天。

张俊杰认为，在地方政府工作的父亲不得不将他交给当局。

出院后仅一个多月，张俊杰再次被捕。他抗议春节期间的烟花禁令（该措施旨在减少空气污染），并拍摄了一段自己燃放烟花的影片。有人将影片上传到网络，警方最终将此事与张俊杰联系起来。

他被指控“寻衅滋事”，这是一项中国政府经常用来压制批评的指控。张俊杰表示，他再次被强制送入医院，这次长达两个多月。

出院后，张俊杰被开了抗精神病药物。我们看过他的处方，药物为阿立哌唑（Aripiprazole），这是一种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药物。

“服用这些药物让我感觉大脑一团混乱，”他说，警方会到他家检查他是否服药。

担心第三次被送入医院的张俊杰决定离开中国。他告诉父母，他要回大学收拾宿舍的物品，但事实上，他逃到了新西兰。

他没有向家人或朋友道别。

通过和他们本人或亲属交谈，或者查阅法庭文件，BBC确认的59名被强制治疗者，张俊杰是其中之一。他们因抗议或挑战当局，被以精神健康为由送入医院。

中国政府曾承认这一问题。该国2013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旨在制止这类滥权行为，明确这样对待非精神疾病患者是非法行为。并指出，除非患者对自己或他人存在危险，精神病患者住院必须自愿。

然而，中国知名律师黄雪涛告诉BBC，最近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人数激增。参与过起草该法律的黄雪涛认为，这是因为公民社会遭到削弱以及缺乏制衡机制。

“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案例。警方希望掌握权力，但又想避担责，”她说，“任何了解这套系统漏洞的人都可以滥用它。”

一位名为界立建的活动人士告诉我们，他2018年曾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遭到了精神病治疗。

界立建表示，他因参加一场要求工厂提高薪资的抗议活动而被捕。他说，警方对他进行了三天的审讯，随后将他送往一家精神病院。

与张俊杰类似，界立建说自己也被开了抗精神病药物，这些药物损害了他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医院住了一周后，他拒绝再服用药物。在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并被指控“制造麻烦”后，界立建被送去接受电疗（ECT），这是一种通过患者大脑传导电流的治疗方式。

“痛苦感真的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不是自己的……他电一下，停一下，电一下，停一下，我昏过去好几次，感觉要死了。”他说。

他表示，在医院住了52天后，他被允许出院。目前，他在洛杉矶从事兼职工作，并正在美国寻求庇护。

2019年，也就是界立建声称他被住院的第二年，中国医师协会更新了《改良电休克治疗专家共识》，规定只有在征得同意并在全身麻醉下才能实施该治疗。

我们想进一步了解医生在这类案例中的参与情况。

由于未经许可与BBC等外国媒体交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进行卧底调查。

我们预约了四家医院的医生进行电话咨询，根据我们的证据，这些医院涉及强制住院。

我们使用了一个亲戚因在网上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住院的虚构故事，并询问了五位医生是否遇到过警察送来病人的案例。

有四位医生确认他们遇到过。

一位医生告诉我们：“精神科有一种称为‘肇事肇祸’的入院类型。”

另一位来自俊杰被关押医院的医生似乎证实了他的说法，即警察在病人出院后仍继续监视。他们说：“公安可能要在家关心一下……你不服药等一下再出去违反社会或违法了。”

我们试图联系相关医院寻求评论，但未得到回应。

我们获得了民主活动人士宋再民的医疗记录，他去年第五次被住院。这些记录清楚地表明政治观点似乎与精神病诊断密切相关。

记录中写道：“话多，语乱，挑剔共产党……在民警及精防医生、居委会人员共同送入我院住院治疗，本次为非自愿住院。”

我们请世界精神医学会候任主席托马斯·G·舒尔茨教授（Thomas G Schulze）审阅这些记录。他回复道：“根据这里所描述的情况，没有人应该被非自愿收治并违背其意愿接受治疗。这明显是政治权力滥用。”

根据一群记录《精神卫生法》滥用情况的中国公民记者的统计，在2013年至2017年间，有超过200人报告称他们被当局不当住院。

他们的报道在2017年结束，因为该组织的创始人被逮捕，随后入狱。

对于寻求正义的受害者来说，法律系统似乎对他们不利。

李先生（化名）2023年因抗议当地警察而被住院。他试图就自己被监禁一事对当局采取法律行动。

与俊杰不同，医生告诉李先生他没有生病，但警察安排了一位外来的精神科医生对他进行评估，诊断他患有躁郁症，并将他关押了45天。

获释后，他决定对这个诊断提出质疑。

他说：“如果我不起诉警察，就等于我接受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这将对我的未来和自由产生重大影响，警察可以随时以此为理由将我关押。”

在中国，任何曾被诊断患有严重精神健康障碍的人的记录都可能被分享给警察，甚至当地居民委员会。

但李先生没有成功——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

他告诉我们：“我们经常能听到我们的领导人在说依法治国……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会被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去。”

BBC发现，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列出了112人，他们在2013至2024年间试图就这种待遇对警察、地方政府或医院采取法律行动。

这些原告中约40%曾经上访或向当局表达不满。只有两人赢得了诉讼。

而且该网站似乎受到审查——我们调查的另外五个案例在数据库中缺失。

伦敦人权组织“权利实践”（The Rights Practice）的尼古拉·麦克宾（Nicola MacBeam）表示，问题在于警察在处理“麻烦制造者”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将某人送进精神病院，绕过程序，对地方当局来说是一个太容易且太有用的工具。”

图像来源，CHINESE SOCIAL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