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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4 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和民眾在絕食一夜後聚集在一起。

1989年春夏之際，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大規模學生集會示威，向權貴和腐敗表達不滿；6月4日凌晨，中共調動武裝部隊進行「清場」，過程中向示威學生及市民開槍，導致數百或者更多人死亡，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
三十五年來，當局對「六四事件」諱莫如深，不僅官媒集體噤聲，而且民間討論也遭到壓制。但多年來，學者和出版界從來沒有停止對真相的探求。
「六四事件」的歷史敘事基本上是在民間層面進行。基於親歷者的口述、信件、回憶的材料，甚至難以證實的「原始文件」不斷秘密從內部流出，並相繼在海外出版。而最有影響的莫過於由匿名作者張良匯編、知名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編輯的《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該書在2001年一經出版，便引起轟動。同時，針對該書宣稱的「機密材料」的爭議不斷，成為出版界一大懸案。在「六四」35週年之際，再有新的質疑聲出現，為理解這段歷史增加了新的元素。

質疑聲再起

在最近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創辦人鮑樸對該書的真偽之辯提出新的論據。
鮑樸是前中共領導人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的兒子。鮑彤是因「六四事件」被捕入獄的最高級別的中共官員。
鮑樸出版過多本有關「六四事件」的書籍，包括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他是從中共文獻資料的角度關注「六四事件」的重要出版者和研究者。
鮑樸說，他掌握的與《天安門文件》中記錄不相符合的敘述「零散地分佈在」他出版的書籍中。整理這些差異的初衷是覺得「有必要在『六四』35週年之時回顧一下過去的成果」。他說：「這些書是香港在擁有言論自由期間的出版成果。 如今香港的自由出版告一段落，未來對『六四』的討論將不會在香港進行。」
他口中的差異的其中一個例子是──《天安門文件》敘述說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戒嚴總指揮的陳希同在4月25日與李鵬、楊尚昆、喬石、胡啟立、姚依林、李錫銘等一起出席了在鄧小平家中召開的會議，討論學生運動。書中記錄，陳希同對鄧小平說：「非法學生組織，如北京大學一些學生，是學波蘭的團結工會在北大成立『團結學生會』」。該書還記錄，「陳希同的一席話，使原本就很緊張的氣氛更加緊張了。」
鮑樸指出，根據2012年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陳希同表示，「我沒有參加過鄧小平家的任何會議，也沒有參加過《中國「六四」真相》上講的1989年4月25日鄧小平在家中開的這次會議。」
《中國「六四」真相》是《天安門文件》中文版的書名， 2001年4月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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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呼籲大家放棄絕食。這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視線內。與他同行的還有後來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右二）。

另外，《天安門文件》記錄了中共元老薄一波出席了5月17日在鄧小平家中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這次會議決定宣佈戒嚴，是決定天安門運動的關鍵會議。書中還記錄薄一波在4月27日至5月17日期間參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並有幾次發言記錄。
但在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最後的秘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六四」結論文檔》中，薄一波在198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寫道，「由於病了九個月，各方面的情況不太了解。自從動亂髮生以來，我雖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視事態發展的。」
2019年5月出版的《最後的秘密》一書披露了6月19日至 21日舉行的兩次政治局特別擴大會議的細節，收錄了陳雲、楊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聶榮臻、萬里、彭真、胡啟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頭講話和書面表態的會議記錄。據BBC此前報道，該書披露的文件由身份未知的中間人向出版社提供，出版社編輯耗時數月對文件來源做了考證和說明。黎安友教授曾為該書作序，並稱之為「新天安門文件」。
鮑樸說，「薄一波沒有參與決策這一細節，與《天安門文件》內容記錄不符，因此未來在對『六四事件』重新研究和理解時是否能將這些內容當作歷史檔案材料便成為問題。」
除此之外，鮑樸還在文章中提出其他質疑。其中包括，5月17日中央政治局的五位常委是否就北京戒嚴做出過「正式表決」，有關這一紀錄在《天安門文件》中文版與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中存在差異。
鮑樸表示，「《天安門文件》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民間學生運動迅速發展，影響了整個社會甚至黨內。 中共領導人在如何處理學運上存在分歧；受到黨內主張鎮壓學運（如李鵬及陳希同）的影響，實際掌握權力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最終不得不以『拍板』的方式干預，決定動用軍隊鎮壓學運。」
「這一敘述是否永遠成立，未來的歷史學家是否會認同，我們無法預知。無論如何，對未來『六四事件』重新研究的價值將取決於檔案材料的真實性。」
鮑樸還認為，《天安門文件》的敘事忽略了1989年學生運動的起源問題：究竟是民間的學運導致中共黨內高層的分歧，還是中共黨內本已存在的分歧擴散到民間，最終引爆了學運。「這一問題牽扯到敘事中民眾與中共在『事件前』與『事件後』的關係問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會影響到對『六四事件』歷史意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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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期間，有示威者呼籲「新聞自由」。

出版界的「奇蹟」與謎團

《天安門文件》於2001年由美國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世界各地的媒體對它進行了廣泛報道，著名的美國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也刊登了這本書的節選。在「六四」35週年之際，該雜誌在其會員通訊中再次發佈了這篇文章。
根據黎安友教授的撰文，書中涵蓋了「天安門事件中最關鍵、最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六次元老會議記錄、九次政治局常委會議記錄、三次政治局會議記錄、楊尚昆的一位朋友提供的五份文件、十三屆四中全會的 十一份重要文件、鄧小平六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中的三次會議記錄，中央軍委、戒嚴司令部、總政治部、海軍、空軍、北京衛戍區和五個軍區等軍隊系統的三十二份文件，等等。
這些材料綜合起來揭示了高層決策者如何對抗議運動進行譴責，哪些因素主導了他們尋找解決方案過程，尤其是如何做出最後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對天安門廣場清場。
黎安友教授指出，從這些記錄中，「我們了解到最終決策者在討論事件時都說了些什麼；他們是如何就被視為主要敵人學生們的動機進行爭論的；哪些考慮因素主導了他們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為什麼他們在命令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之前等待了一段時間；以及他們命令部隊做了什麼。也許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們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在關鍵問題，誰投了什麼票，以及他們自己闡述的投票理由。」
《天安門文件》的原始資料來自於化名張良的人，至今無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根據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他提供的數千份文件並非原版歷史文獻，而是從這些文件中精選出來的電腦打印件。這成為重要的質疑焦點。
原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開放出版社創辦人金鐘（本名冉懋華）參與了中文版早期編輯過程。他在對BBC的回憶中表示，剛開始完全沒有質疑材料的真實性，後來才有所改變。
根據他多年在香港做新聞的經驗，金鐘認為，中共高層文件很難確切地知道真假，只能憑經驗判斷內容是否值得刊登；加上黎安友教授的地位和影響力，他便沒有想過材料來源的問題。 但後來看過書稿以後，他覺得「並不是十分的滿意。」
金鐘曾撰文表示，除非「內容有爆炸性的材料」，否則這本書不可能熱賣。他也提出先發行英文版，後發行中文版，或能通過英文的影響力來提升銷量，這一方案得到採用。
「30多年過去了，這本書在政治上沒有產生預期的影響力，但在市場上是成功的，」金鐘說，「可以說是創造了出版界的奇蹟。」據他所知，該書的銷量超過了預期的10萬本。
中國官方曾在《天安門文件》出版後表態，指該書歪曲事實，屬捏造材料，但未提供任何細節。

爭議不斷

中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200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寫道，「很明顯，這本書的成敗取決於不同來源的材料的真實性。這位匿名編纂者有多大可能接觸到這些資料，並將其提供給他的美國編輯？很難給出絕對明確的答案。」
史景遷指出，書中一部分材料是相當常規性的資料，「聽上去是真實的」，因為它們反映了在共產黨官僚機構中，許多人在試圖分析學生訴求以及黨內高層不斷變化的政策時，必然遇到的日常問題，「這部分材料通常可以從其他來源得到證實，並且似乎沒有隱藏任何意識形態信息。」
但另一組包含黨內最高層會議紀要的材料來說，「其來源更難以評估」。「在我看來，體制內有人能夠拿到四中全會的文件是完全有可能的。黨內最高層重要會議的記錄是否也是如此？這些文件副本可能被洩露，或被值得信賴的秘書或顧問人員偷偷獲取，但文件的分發肯定受到嚴密監控，」史景遷寫道。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政治學教授陳仲禮（Alfred Chan）2004年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的頂級刊物《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發文指出，《天安門文件》「並非是對原始文獻的忠實再現，而是利用這些資料對歷史進行了大量濃縮、合併和概括。此外，張良還經常在所謂的事實文件中插入自己的解釋和評論，這種做法只能稱作是編輯過程。」
黎安友教授隨後在《中國季刊》上刊文反駁指出：「該書幾乎全部（約佔 90%）是以文件原文的措辭抄錄的，有些是全文抄錄，有些是部分抄錄。編纂者撰寫了簡短的銜接段落，將這些內容鏈接起來……張良的銜接段落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敘事性的，這些段落採用了中國歷史寫作中廣泛存在的敘事風格。」
專門研究中國精英政治的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在2021年出版的《重新思考中國政治》（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一書中引用了《天安門文件》，但他留意到與《最後的秘密》中薄一波沒有參與決策這一差異，在一處腳注中做出了詳細說明。
傅士卓寫道，「《天安門文件》的文件來歷並不可靠，因此該故事並不確定。」
在一封回復BBC的郵件查詢中，傅士卓確認了上述信息。他表示：「（《天安門文件》）的總體敘述看上去是凖確的，即他們（中共領導人）做出了宣佈戒嚴的決定，但我不會引用具體的文字。」

2019年6月，一名參觀者在香港六四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