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吃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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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的国度
长谷川好道（はせがわ よしみち，1850年10月1日－1924年1月27日），长州藩支藩岩国藩武士长谷川藤次郎之子，剑豪，日本陆军元帅，陆军大将。历任韩国驻扎军司令官、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朝鲜总督。官位至从一位、大勋位、功一级、伯爵。
尼采的哲学诞生希特勒的二战德国， 马克思的哲学诞生苏联
王阳明的哲学诞生了明治日本
阳明学是日本武士道根基，也是日本企业经营哲学根基，大和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日本东京大学小岛毅教授的说法，阳明学是支撑日本帝国的意识形态。
日本四大军神，阳明学信徒就有三个，分别是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广濑武夫。日军大量军官信奉阳明学，这是历史事实。
蒋介石和阎锡山都是在日本军校接受了阳明学教育，阎锡山还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熏陶，二人都信仰阳明学。
日本人桑木严翼等著，1918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记忆力增进法：名家实验》一书中提到： “今人皆知阳明之学振兴日本，故日本军人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语。”
大川周明 德富苏峰 中野正刚 西田税（226主谋）等人也确实是日本著名的阳明学信徒
所以阳明学不仅是明治维新的主力，也是昭和维新的主力。
近代日军和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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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等教育：修身课本加入"阳明语录"插图，如"破山中贼"配日军攻克旅顺照片
- 中等教育：设立"皇道心学"课程，用《传习录》注释《作战要务令》
高等教育：东京帝大设立"阳明战史学"讲座，培养731部队"医学良知"
日军甚至创造"阳明神道”，本来日本儒学就是讲究 神儒一体
- 靖国参拜：将阵亡者称为"致良知烈士"，用阳明"事上磨练"美化自杀冲锋
- 军队禅修：改编"龙场悟道"为"战地顿悟"，要求士兵在杀戮中"证得皇道"
- 兵器开光：用阳明手迹"此心光明"铭刻于零式战斗机
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自称"阳明武者"，用"知行合一"论证奇袭合理性
- 神风特攻队的"必死觉悟"被宣传为"致良知之极致" -
南京大屠杀期间，《东京日日新闻》以"格物致知"为题报道"百人斩竞赛"
- "万物一体"的殖民化：以"八纮一宇"重新包装，论证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道德义务，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即以此为思想基础。
- "知行合一"的军事化：将原本指向道德实践的"行"窄化为军事行动，强调"剑即理"（刀は理なり），为《军人敕谕》中"尽忠节"提供哲学背书。
- "致良知"的国家化：将个体良知置换为天皇意志，提出"皇道良知论"，使《教育敕语》的"克忠克孝"成为最高道德律令。
1882年1月4日，明治天皇向日军颁授《军人敕谕》最后强调-以上五条为军人不可须臾忽者也。必须诚心实行。盖此五条。卽为吾辈军人之精神。而诚心又为此五条之精神。苟不诚心。虽嘉言善行。亦为欺人之虚伪。心诚乃可成其事耳。
“心诚无不诚”这句话强调了诚意的力量，认为只要心怀诚意，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为啥日军这么强调“诚” 东乡平八郎座右铭-天佑至诚
在日本国会议员中最有人气的座右铭是“至诚”，出自儒家经典《孟子》，意为“竭尽诚意”。
多去看看《传习录》是怎么反复给弟子们强调心之诚
心学尊“诚”字 ，理学尊“敬”字
在心学中，心=诚=良知=天理
新选组的诚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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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与阳明学
德富苏峰 (1863-1957)，名猪一郎，肥后国苇北郡人，其父是阳明学者横井小楠得意弟子。是日本近代阳明学先驱，被称为“革命的急先锋”。曾参与过石崎东国在大阪所创的《阳明学》杂志的工作。1893年出版的《吉田松阴》，可谓近代日本阳明学的代表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在其去世后接过其手中接力棒，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他经历幕末、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活了近一世纪，于1887 年前后登上论坛直到1957 年病逝笔耕70 余载，且始终处于舆论界的核心地位，其地位几乎与皇室、首相、军部等同。同时他也是日本右翼思想家的典型，故而战后被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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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阳明学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既能支撑军国主义，又能支撑二战后的民主化日本，最重要的是二战后变成日企经营哲学（江户的石门心学也是来自日本阳明学，对今天日本企业文化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石门心学，二宫尊德，涩泽荣一，安冈正笃都和阳明有关），管理学大师德鲁克都赞美日企为人类现代企业管理学作出重大贡献。
日本很多企业家就是阳明学信徒 大仓财阀创始人大仓喜八郎还自称一生只读一本书《传习录》，这都是日本公开资料
美国左派右派轮流上台，日本战前战后都是右翼在统治，从这里就能看出日本的保守性。
一个极端唯心且崇尚实践的尚武民族，天生对唯物主义和空想文人无感。
按照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张崑将教授的研究，在明治维新后，武士伦理（阳明学）变质为新武士道论，并透过警察、军官和财阀这三大系统，普及为日本全体国民的精神。在此背景之下，阳明学一步步成为推动国家主义甚至大和魂的精神修养学说，尤其在军界、政界、学界引领风骚，进一步与“尚武精神”的武士道论相融合。
1906年出版的警世小说《伤心人语》（振聩书社）之《东京支那学生之现象记》收有《王阳明生于日本之笑谈》一文：
日本维新诸豪，如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无不得力于王阳明之学。近世日俄战争对马海岛一役，东乡平八郎以相等之军舰力，四十余时间，歼俄舰全军，使之只轮不返。观其料敌之精密，执事之静逸，从容布置，不为物动，故能奏此黄白相战之第一功。然闻其语人，谓平生得力在阳明知行合一之旨，是以处危难而不惊。自此，日人之视阳明愈益加重。故近日彼中人士，每与吾国人言则必谈及王阳明之学。有某省师范生，平日于阳明尚未寓目，即阳明出处亦觉茫然不解，某日与日人谈，日人谓阳明先生之学吾国人皆以此为宗，支那学生更宜研究等语。某师范生用笔谈答曰：“贵国能生一个阳明，所以能打破俄国。若敝国也能生一个阳明先生，那就好了。”
给你另一个视角，阳明学与明治维新，圣人影响的是民族整个意识形态和历史走向，因为影响一个民族最深的东西就是哲学和宗教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2/23/c_1125379657.htm
日本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说，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很多维新派人士学过阳明思想，并深受影响。可以说，阳明思想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为日本近代的指导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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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请一切以自民党为准！！！！
马上登上日本货币的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与阳明学
涩泽荣一长期资助日本阳明学会，还在日本组织《王阳明全集》阅读会
日币上的涩泽荣一
前些年，我常以实业家的身份，与具有学者之见地的三岛中洲翁讨论问题，结果提出了《论语》加算盘的观点。这种说法是否得当尚可讨论，然其深意之所在是强调事实必须与理论相一致。也就是说，行则必知，知则必行。我认为，这类思考方式其实是与阳明学主义相一致的。我所说的仁义道德应与经济相一致的观点，若能有幸与阳明学的趣意融合在一起，那么即使说我的研究很浅薄也算不了什么。（《阳明学》第143号，大正十年五月刊，收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41卷）
涩泽荣一 - 余所尊崇的已故的三岛中洲先生的主张，与余之想法可谓同工异曲。何以见得?因为先生也强调《论语》与经济的合一。
要之，中洲先生也好，余也好，都主张把学问与事业结合在一起，皆欲到达知行合一的极地。余咀嚼《论语》时实际上立足的是知行合一的思想，直到八十四岁的今日，仍以此为公私内外的准则而尊奉之，并致力于富国强国以平天下的事业。其他的同胞实业家也应该好好读读《论语》。希望民间能辈出信奉知行合一的实业家，进而涌现出一些品位较高的先觉者。《涩泽荣一传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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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和阳明学
不是说武士道是大和民族的灵魂吗？
世界名著《武士道》作者为你解惑，武士道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么？
有名的《武士道》作者新渡户稻造（1862-1933），就是1908年（明治41年）成立的民间团体“阳明学会”的正式会员。在该会于1909年举办的第一讲演会中，有1200余名听众出席；他在讲演中提到，“我想进一步向社会推广阳明学，将这种给予人们以行动的力量、给予人们勇气的方法向更广泛的社会推广，这也是我对该会的意见。”因此，至少在明治时代武士道的拥护者心中，“中国过去的文化作为武士道的精神支柱发挥着作用。”（转自 友邦还是敌国 一书）
日币上的新渡户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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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敕语和阳明学
明治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18-1891）承继幕末阳明学者横井小楠（1809-1869）的统续，直接参与撰写可以视为明治国家的“空气压缩机”的《教育敕语》（1890年10月发布）；因此，儒学成为明治日本的精神基础。
元田永孚是大久保利通推荐的，大久保父子，大久保儿子牧野伸显伯爵（阳明学者安岗正笃弟子），牧野女婿吉田茂首相（阳明学者安岗正笃弟子）都是尊阳明学的，你猜元田永孚是信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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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阳明学对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影响
—以《教育敕语》颁布前后为例―
近代日本国民道徳教育養成における
陽明学の役割
―『教育勅語』発布の前後を例にして―
摘录如下：
1890年2月至3月，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先就日本“德育问题”先后召开两场讨论会，而后在综合各地官建议的基础上又将该议题上奏至内阁。同年5月，芳川显正被山县委以文部大臣一职并接手《敕语》起草相关事宜。此后不久，中村正直被任命为主要起草人，芳川负责修改，山县、井上毅、元田永孚承担审核工作[10]。最后，在历经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以及三岛中洲的校订润色，井上与元田二人的数次修改后，与《军人敕谕》、《大日本帝国宪法》并称为日本国体三大支柱之一的《敕语》正式面世。换而言之，井上毅、元田永孚、中村正直等人是《敕语》制定过程中的核心成员。那么，在这三者之中，是否有人此前接触过阳明学？
首先，作为最初起草者的中村正直是当时典型“异文化共存者”②，自身兼具基督教徒与儒者两种身份，主要理论为“敬天爱人说”。在宗教方面，他认为佛教或基督教主要“通过‘心’治愈人，是众生消灭罪恶的一种道具。③”，“西方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源自于人的勤勉与忍耐。”。此外，其自身十分重视“自学”与“实行”两者的相互结合，主张“人民自身要综合发挥学习之力与正直之行的作用”[11]。因此，他始终是宗教与道德方面的忠实践行者。简而言之，在中村正直这里，“心”之信仰、“知行合一”之作用不可忽视，此二者亦是阳明学的重要观点。再者，在其完成的《敕语》初稿中，“心”被论述为天、神明之本体或寄宿之所，如“天心（天理、天道）为谋福之道”“人之心可视为天地之神明”“心有神明则清净纯正”④。这与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所言的“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与《答欧阳崇一》中的“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存在异曲同工之处。诚然，这无法直接证明中村本人深受阳明学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初稿当中蕴含着某些疑似阳明学的思想成分。 与之不同，元田永孚、井上毅则负责后期修改工作。其中，元田在学术立场上常被归入到儒学派。作为天皇侍补集团一员，他曾代天皇笔伐伊藤博文等人推行的《大学旨意》，指出它“忽视仁义忠孝而竞效洋风”[12]，并推崇儒家道德之学。早在参与《敕语》撰写工作前，他便意识到彼时社会重“知识教育”而忽视“德育”，故其在1987年上奏的《教育议附议》中提议：“兴‘尚廉耻，重礼让与笃伦理’之教”，并“以‘四书五经’为主，积极吸取西学中与‘品行性理’相关之理论以及其他有益于建设本国伦理之说”[13]。并且，他肯定了灌输式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认为“仁义忠孝人皆有之，若幼少时未使其自觉并予以培养，至外在物事入耳，先入观已成之时，便无可奈何矣.....”⑤同时，井上也将这一理念贯彻到《敕语》的修改工作当中。如在其第六部草案中便有以下论述：
「智ハ万物ノ理ヲ究メテ善ニ明カニ義ニ精シク進ンテ息マサルニアリ仁ハ国家万民ヲ保愛シテ公誠私無ク力行倦マサルニアリ勇ハ仰テ天ニ愧チス俯シテ人ニ怍チス剛果決断為撓マザルニアリ此三ツヲ以テ人ノ大徳トシ人性ノ固有ニシテ我国ノ善風美俗ヲ為ス所以ナリ。」[14]
“智，即究万物之理，明善达义，前进不息；仁，即保国爱万民，公诚无私，力行不怠；勇，即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刚断果决，敢为不屈；此三者为大德，人性之固有......”（笔者译）
此处与王阳明主张有相似之处，阳明学与朱子学最显著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其主张“心即理”，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于是“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15]。如孟子所提的“良知、良能为人常有”一般肯定了道德良知的先天性。此外，阳明学重“致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事上磨练”风格也与草案中所提“力行不怠”、“敢为不屈”相契合。再结合元田儒学派代表该立场来看，不难推断出该观点主张或有可能受阳明学影响。 井上毅与元田永孚尽管都曾在熊本藩开设的地方院校学习过儒学，但由于彼此间立场理念相左，二人多有交锋。从井上求学经历看，他曾在“必由学堂”学习古文辞学、水户学，15岁时又在“木下塾”接受个性化的教学并逐渐形成现实性、实践性色彩的个人儒学思想，20岁那年又入“时习观菁莪斋”学习现代知识，后与早期深谙王学的横井小楠相识并就“西方宗教传入本土的潜在威胁”展开探讨。在此期间，他对外来宗教所形成的谨慎态度，促使其在《敕语》草案不断强调“护国”“国体”“皇道”“皇运”[16]的重要性。 事实上，井上是一名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民族主义者。当接触中村所拟初稿时，他参考君主立宪制的理念指出：“（敕语）需有别于政事上之命令，应将其视为君主面向社会的著作公告”[17]。尽管他所崇尚的以民意为核心的西方思想道德与传统朱子学所确立的等级关系相悖，但本质上均为了维护天皇制，这与其早期学习水户学的经历存在一定关系。在他看来，“日本与西方诸国在领土、风俗人情、言语礼法、教育方式以及立国根本等方面均存在差异”[18]，因此需稍加区别。该观点又与中江藤树的“时处位”以及熊泽蕃山的“人情事变”论颇有相似之处，而二者均是受到王阳明学说的启发。前文已提到，井上毅曾在地方藩校习得儒学知识，而近代日本儒学教育更具杂糅性，流派划分不似江户时代般明确，三岛中洲于1877年设立的二松学舍便是采用古今儒学各派之说作为教材。值得一提，三岛中洲曾任东宫侍讲一职，为皇子时期的大正天皇讲授阳明学[19]。其次，幼年的教育使他养成重“实用”而不拘泥于权威教典的行事作风。这一点可见之于井上在第五部《敕语》草案中掺入了“爱己”“修业”“谋生利家”等要素。
「......勤倹ヲ主トシ自ラ愛シテ他ニ及ホシ子弟各々其業習ヒ知能ヲ啓発シ以テ其ノ器ヲ成シ小ニシテハ生計ヲ治メ身家ヲ利シ大ニシテ公益ヲ広メ世用ヲ助ケ......」[20]
“.....勤勉为主。爱己及人。年少者各修其业，启其知，以成其器。于小，谋生利家；于大，益公济世.....”（笔者译）
从某种意义上讲，该表述既凸显个人利益或“人欲”的重要性，又强调个人行为与集体互利共生，而兴“实业实学”是达成这一平衡的手段。众所周知，经由中江藤树等学者吸取阳明学后发展起来的“经权观”，在幕末吉田松荫等维新志士推波助澜下，形成一股“实学”思潮，并席卷了整个日本社会。因此，井上重“实用”的作派与其说是一种个性，倒不如说是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之一。 由上可知，近代阳明学更多作为儒学一部分而被社会所接纳。正如学者小岛毅（2006）所言，日本阳明学并无“开宗立派”意识[21]，也无朱子学般系统严密的话语体系[22]，它更多是作为一种精神理念为后人所传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其注重实践的个性所致。以中村正直、元田永孚以及井上毅为例，不难发现此三人学术素养集百家之长，而他们的话语表达与决策理念与阳明学之理念多有交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近代前期阳明学作为日本文化土壤的养分，对日本教育理念的奠定产生间接的、非显著的影响。
二、《教育敕语》与阳明学
在《敕语》前期方案拟定中，掺杂着较多的阳明学元素，如中村正直的“心宿神明”，元田永孚“智仁勇人之固有”，井上毅“谋生济世”。加之，参与者中的三岛中洲亦有过为大正天皇讲授阳明学的经历。这些都在无形中透露出当时日本阳明学的生存状况。那么，最终呈露于社会大众眼前的《敕语》是否也保留或增添某些阳明学成分？其内部又是何种构造？
（一）“良知”与“忠孝”
“忠孝”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内核所在，与武士之“报恩”存在密切的联系。随着倒幕派“王政复古”的胜利，“忠孝”最终所指向的对象由“各自主君”转向“天皇”。与此相同，明治政府所出台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军人敕谕》以及《教育敕语》均是服务于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孝”体系。对此，本尼迪克特（1946）在《菊与刀》中阐述道：“（在日本）‘恩’这个字用于表示各种亏欠感中最为重者——‘皇恩’时，有无限忠诚之意......近代日本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将“恩”这一情怀集于天皇一人。”[23]而在《敕语》中，“忠孝”亦被置于所有道德条目之首。如下：
我カ臣民、克ク忠ニ。克ク孝ニ、億兆心ヲ一ニシテ、世々厥ノ美ヲ済セルハ、此レ我カ国体ノ精華ニシテ、教育ノ淵源亦実ニ此ニ存ス。爾臣民、父母ニ孝ニ、兄弟ニ友ニ、夫婦相和シ、朋友相信ジ、恭敬己レヲ持シ、博愛衆ニ及ホシ、学ヲ修メ、業ヲ習ヒ（略）[24]
我臣民，克忠克孝。万民一心。世济其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存于此。尔臣民，孝敬父母，兄弟友爱，夫妇相和，友朋互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略）（笔者译）
依照其思路来看，“克忠克孝”是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将它扩充之后便是“孝敬父母、兄弟友爱”等德行。井上哲次郎曾解释道：“忠孝一本主义乃是日本以成国家永远繁荣之所在。”[25]那么，在这背后是否是受某种理论逻辑指导呢？关于该点，高濑武次郎运用王学良知观所作出的阐释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1918年出版的《陽明主義の修養》该书中，他论述道：
“吾人固有之良知，对君则为‘忠’，对亲则为‘孝’，对朋友则为‘信’，其他诸般之道德皆无非起自良知。所谓国民道德之事，亦岂离良知而别存有哉！然我日本之国民道德为何？曰；忠孝一致是也。详言之，即是君民同祖的忠孝一本主义，即族父统治的忠孝一本主义是也，以此忠孝一本之道德为根干，遵奉实践《教育敕语》圣旨之外，别无所谓国民道德......”[26]（张崑将译）
换而言之，他肯定了道德之先天性，认为“忠孝”与“信”等道德相同，都是由“良知”衍生而出，即“良知”居于诸道德之上位，是本源，“忠孝信”等是其具象化。诸道德中又有轻重之分，在日本本土“忠孝一致”是道德之根干。
三、继承《敕语》理念之阳明学复兴运动
《敕语》是为解决明治前期过度西化所带来的社会道德系统混乱问题而制定的一项官方教育指令。以此为契机，儒学再次受到日本社会的重视。不久之后，日本本土又兴起国民道德建设浪潮，而阳明学复兴运动则位于这股浪潮的中心。
1893年，国粹主义者三宅雪领出版了著作《王阳明》，这是日本首部正式的有关王阳明的人物评述类作品。在该部作品中，他将王阳明视为全人类共同之师，认为只有日本人真正领略其思想精髓[33]。此前，他还曾在《哲学涓滴》（1889）中称赞为日本屈指可数的“哲学”。
同年（1893），在平民主义者德富苏峰出版的《吉田松阴》中，他将吉田松阴刻画成一位有着革命精神的阳明学者。
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水岭，1898年铁华书院刊发的杂志《阳明学》掀起阳明学研究的高潮。井上哲次郎儒学三部曲中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高濑武次郎的《日本之阳明学》（1898）与《王阳明详传》（1904）、鸟有生的《精神修养与阳明学》（1902）等均是该时期的代表性阳明学研究成果[34]。
1908年（明治41年），以东敬治为首的“明善学社”重新改组为“阳明学会”，以修养民众心性纠正世风味目的开始了阳明学普及活动。
大隈重信（明治维新元老，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井上哲次郎（官方学者，明治国家体制发言人）、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作者）等知名学者也曾参与其中。
与之相呼应的，二宫尊德以及中江藤树分别以“至诚报德”、“孝亲爱人”的阳明学者形象入选本土修身教材。学者刘金才（2016，备注：刘金才，1951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思想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国际中江藤树思想学会会长）总结了明治阳明学几大特点：“良心的皈依、行动主义、纯粹的内心以及献身主义”[35]。即阳明学中“明明德”、“知行合一”、“至诚”、“万物一体之仁”，这无不符合《敕语》中所推崇的“修己奉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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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宫尊德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农政家和思想家（阳明学者）。二宫尊德虽然早已离世，但是他的名字及其提出的“报德思想”,，却一直活跃在日本的“历史舞台” 。在德川封建社会, 二宫尊德被誉为村藩财政改革和农村复兴的成功指导者和实践家；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 他被树为“ 勤勉、节俭、孝行、忠义” 的国民道德典范。
不管是在寺庙、神社，还是公园、学校内，日本的雕像数量之多让人惊叹，而在这其中，被称为“全日本最多雕像”的就是“二宫金次郎”像 。
二宫尊德的事迹及报德思想在其去世后也由他的高徒富田高庆著成《报德记》( 和装 8 册) , 于 1880 年( 明治十三年) 献给明治天皇, 被褒奖为“ 经世之要” 和“ 济世安民之道” , 颁布“ 海内守令” 推广, 并追授以“ 从四位”爵位。
以此为发端, 明治国定修身教科书于 1894 年( 明治二十七年) 正式编入其事迹, 继之日本全国各地的小学、幼儿园纷纷树立“背柴读书” 的金次郎铜像, 使二宫尊德成为二战结束前日本家喻户晓的“ 道德偶像” 。
日币上的二宫尊德
明治国定修身教科书中《文部省唱歌》歌词中写道：砍柴又搓绳，草鞋做不停。父母好帮手，幼弟照料勤。兄弟友爱深，双亲尽孝心。二宫金次郎，世人好典型。
金次郎的得意门生福住正兄（1824-1892）将报德思想概括为“道德经济一元论”。因为金次郎认为，如果人们都能从克己、节制、利他主义出发来从事经济活动，那国家和社会必将走向安定和繁荣。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曾说，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做了充分准备。如此说来，金次郎可谓在思想层面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金次郎的报德思想被众多日本近代著名实业家们所继承。除了涩泽荣一（1840-1931），还包括日本近代银行家安田善次郎（1838-1921）、纤维机械发明家同时也是丰田汽车创始人的丰田佐吉（1867-1930）、松下集团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1894-1989）、京瓷和KDDI的创始人稻盛和夫(1932-2022 )等。=======================================================================
明治天皇帝师-元田永孚 是阳明学者横井小楠弟子，他是由大久保利通推荐担任帝师，大久保父子都是尊阳明学，因为阳明学是萨摩藩学，参与《教育敕语》制定
大正天皇帝师-三岛毅 是阳明学者山田方谷弟子，参与《教育敕语》制定，贵州阳明祠，还有他题写的碑文
备注：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本清宫宗亲偕日本驻中国武官高山、金子等到贵州阳明祠访问，并请大正天皇老师三岛毅赋诗并书碑。
昭和天皇老师-乃木希典自认阳明风山鹿流派弟子，乃木自认他们山鹿素行，大石藏内助这一脉和萨摩藩一样都是继承阳明学道统（参见司马辽太郎 《殉死》一书，学习院大学还有乃木珍藏王阳明画像，上面有乃木题词）
昭和天皇老师---东乡平八郎 阳明学信徒
昭和天皇学识顾问-阳明学者安岗正笃（参与终战诏书，制定平成年号，在日本誉为历代首相人生之师，日本财政界精神支柱，在自民党内部有“保守主流护身符”之称，正式拜入他门下的日本首相有：广田弘毅 吉田茂 岸信介 佐藤荣作 池田勇人 大平正芳 福田纠夫 中曾根康弘 二战前日本军队就很盛行阳明学，人称陆军的大川周明 海军的安岗正笃，山本五十六就是他弟子）
令和天皇老师-阳明学者宇野哲人 ，曾为德仁天皇进讲《论语》近六年，也和安冈正笃一起监修阳明学大系
据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吉田和男（塑造日本人心性的阳明学）一书所述，二战后，日本提到阳明学，第一反应就是右翼和军人，它被认为是右翼势力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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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日本企业家和阳明学
松下是安冈正笃的学生，师友会成员，当年松下搞松下政经塾的时候，松下便礼聘了老师安冈正笃为顾问，他以“尊缘生果”为题，启发学生接受东方文化特色的讲演，在该所集结海内外名流授课内容辑印成册时列为首篇，可见松下对其尊崇之一斑。所以松下思想中有阳明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甚至说松下老先生是阳明学信徒，这也是没问题的。松下政经塾一直给学生教阳明学，这是公开资料。
至于稻盛和夫是安冈正笃未曾谋面的弟子
摘自 稻盛和夫 《成功的真谛》 从走上社会至今，我受到许多人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安冈正笃先生。 安冈先生的书我读过不少。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正是因为受到了安冈先生的熏陶，所以我对他非常感激。 他对人类学研究得非常透彻，极富人格魅力，具有伟大的人性和高尚的品德，胸襟开阔。我一直盼望着能有机会亲临雅教，可是尚未如愿，安冈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我出生于鹿儿岛，大学毕业之前一直生活在鹿儿岛。23岁那年来到京都，在公司工作了4年，从事陶瓷研究工作。27岁那年，我在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下创办了京瓷公司，开始独立经营。 我在农村长大，并非毕业于名牌大学。我所经营的京瓷公司目前按照合并销售额计算，规模已达7 000亿日元。1984年创办的第二电电至今已迎来第13个年头，销售额高达1万亿日元。 这完全是由于我在走上社会后的40多年间，忠实地遵循安冈先生的教诲不懈努力的结果。 我在多年的经营中反复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是什么？人是什么？在安冈先生的书中，答案写得简单明了。 ===================================================================
安冈正笃在三菱集团、三井集团、住友集团、近铁集团、东京电力集团，进而在这些企业的下请系列中拥有几乎绝对的影响力。安冈正笃这样的指导基本上是通过全国师友会进行的，这也是他帝王学的核心思想——会名“师友”，取自幕末的倒幕运动领袖吉田松阴《士规七则》中的一句：“成德达材者，多得师恩友益。”
日本企业家这种精神才是事上磨练的真阳明学。
安冈正笃将阳明学作为“帝王学”，教育人如何成为治理民众的“大人”，对日本政商官军精英传授心法，本来儒学就是3000年以来东亚统治者的教科书。
新井正明（住友生命保险名誉会长）是关西师友协会的会长，作为阳明学在日本实业界的践行者而广为人知。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道：战后他从中国东北回到公司里工作，比从战争时期就进入公司的同事们更晚，而且由于在战争中负伤失去右脚，在公司里只能做些无聊的工作，因此他自己也很不满意。当时，他读了安冈正笃的著作，将自己的工作看作“实学”，激励自己在工作中践行“事上磨炼”。当时每天都和“心中之贼”战斗并振奋精神。也就是说，“去人欲”“从天理”最终都是与自己战斗。新井正明说他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与整体的工作息息相关的，心态由此得以转变。
政治家林大干（原环境厅长官）也提到，政治家不应只重视选民，而要有注重国家、民族的心。林大干说，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之仁”告诉自己，政治就是人心。他认为，“善”是绝对的善，不是从小的欲望中产生的善恶判断，“明德”是探明无形之德，重要的是能够把我们感受之外的“德”把握至何种程度。
小松社长坂根正弘与知行合一
坂根正弘，株式会社小松制作所取缔役会长，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
《小松模式》
根据日本《天下杂志》第六十期的报导，牛尾电机社长牛尾治朗（1931—2023）因信仰阳明学，将其寓实践于经营，使企业欣欣向荣，他就任牛尾电机社长后，曾大举开发特殊放电灯泡，但事业并不顺利，被退货的不良品堆积如山，营业亮起红灯，当时最主要的顾客理光株式会社其经营同样陷入困境，理光采用牛尾电机的电灯作复印机的光源，牛尾对于要不要继续和理光作生意而深感焦虑，如果再提供产品，一旦理光倒闭，则会拖垮当时财务同样不稳的牛尾电机；但牛尾决定去除私欲，反哺理光曾在牛尾电机的前身牛尾工业最困难时，毅然采买电灯伸出援手的仁义，牛尾做最坏的心理准备：万一公司因此倒闭，就动用父亲留下的遗产，变卖后清偿债务和付给员工遣散费，他心想：「一文不名也好，正好可重新开始。」牛尾雪中送炭的赌注，让理光社长市村清（1900—1968）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两家企业都转危为安，没有倒闭，而理光同样不负所望，其生产的复印机不仅执日本牛耳，更俨然成为办公室自动化设备的新锐产品。
1987年，安倍晋太郎的长子宽信在5月23日迎娶牛尾电机会长牛尾治朗的长女幸子，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婚礼，牛尾治朗一直给安倍晋太郎提供政治献金，这是一次联盟式政治婚姻，索尼会长盛田昭夫夫妇（盛田昭夫也是安冈正笃学生，苹果乔布斯偶像）亲自做媒，前首相福田赳夫、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上台发言，三菱商事会长三村庸平、日产汽车会长石原俊一共700多位政界、富商名流参加了婚礼。
西方说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其实更准确应该是心学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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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重信首相与阳明学
“因为阳明先生就像是日本人一样，所以我们似乎能够以我们的心来揣度阳明先生的心。……知行合一之说确实单纯明了，对像我这样不大学习之人来说真是十分方便。……阳明先生重视内心，认为以我心下功夫才是真正的……与复杂的朱子相反，阳明先生的直截简易的单纯之处与日本人十分相像，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大隈重信,《阳明学》13号，明治四十二年)
“其时，阳明学就像欲谋反之人之所必学而令人生畏……内在于人的能量一旦迸发出来就似火山爆发一样地巨大……可以说大盐平八郎、西乡隆盛等都是这种内在能量爆发的例子，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大隈重信,《阳明学》13号，明治四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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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坂玄端与阳明学
久坂玄瑞(くさか げんずい，1840-1864年)，日本江户末期激进的尊王攘夷派志士。生于藩医之家。名通武，通称义助，号玄瑞，别号江月斋。就学于吉田松阴门下，是吉田松阴的出类拔萃的高足，与高杉晋作同称"松下村塾的双璧"。娶松阴之妹为妻。1891年赠正四位。
“锻炼心术脱离生死之姚江学(阳明学)实为捷径，于吾辈之学问甚为适合。”(久坂玄端,《吉田松阴全集》第9卷，书简集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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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阳明学已全亡于清国，更盛于我国。或然。此因我国民之性格自然合于阳明学，具事事物物尚实践之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如彼支那之堂堂大学者臣事二君，误顺逆而恬然无愧，虽我马丁走卒亦不敢为。此证之于历代之史乘而有余。所谓武士道，即在重节义、知廉耻上发挥特质也。”(结城蓄堂,《阳明学》2号，明治四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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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觉得日军将领信仰阳明学很奇怪，这在东亚历史上就已经有先例了，我国最后的兵书作者戚继光就是好榜样
胡宗宪与阳明学
胡宗宪的业师是江右王门学者欧阳德，胡宗宪亦曾师从王阳明先生的再传弟子邹守益。少年胡宗宪在读书时，曾发出“艳羡阳明先生理学勋名，前无古，后无今，恨不得生先生之乡，游先生之门，执鞭弭以相从也”的感叹。
王阳明之所以成为卓越的军事家，从《武经七书》中受益良多，并有《武经七书评》，通过“批注”和“案语”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军事主张。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胡宗宪中进士后任绍兴府余姚县知县，从王阳明后裔手中获得《武经七书评》，如获至宝，“觉先生之教我者，不啻面命而耳提也”，并以“私淑阳明先生”自居。同时，胡宗宪遍访王阳明的旧友门生，遍求阳明遗书。胡宗宪和王阳明生前得意弟子钱德洪、王龙溪等交往甚深。钱德洪见胡宗宪，建议他在公务之余多读先师的《奏疏》《公移》等。
胡宗宪一介书生，能领兵打仗，既得力于王阳明先生的榜样激励，也得益于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和军事思想。不光如此，胡宗宪的抗倭还直接受益于阳明心学传人的鼎力相助。胡宗宪任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王阳明先生的再传弟子徐渭（即徐文长）、唐顺之、何心隐等皆是胡宗宪极为倚重的幕僚。在杭州主持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之时，即启用戚继光，任命他前来台州海门卫组织抗倭。
胡宗宪对于阳明心学的传播也颇有功绩。在总督浙江时，主持修缮杭州天真书院，出资翻刻阳明先生的《阳明先生文录》《传习录》《阳明先生年谱》。
徐光启评价王阳明和胡宗宪就是黄石和子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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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私淑阳明”
戚继光生活的时代（嘉靖、万历年间），是阳明良知心学流传于大江南北的时代。戚继光率戚家军抗击来犯倭寇的浙、闽、粤沿海诸地也是阳明学广泛传播的区域，已形成了浙中王学、粤闽王学。
戚继光军事理论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共同构成的《武经七书》；另一方面是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学典籍。因而，戚继光的武学理论蕴藏着“兵儒合一”的特性。
对于为将者的基本素养，戚继光主张：“为将者需先将《孝经》《忠经》《论语》《孟子》《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然后益之《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以广其才；授之《大学》《中庸》大义，使知心性之源。”戚继光也欣赏《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主张将帅应注重个人修养，善养浩然之正气。
戚继光不但对王阳明先生的军功及其军事理论《武经七书评》有深入研究，而且还开展了创造性运用。王阳明的军事活动主要在江西、广西的山林、内陆地区，属陆地战，而戚继光却能做到活学活用，在东南沿海进行的抗倭斗争（属海战）中取得全歼来犯倭寇的辉煌胜利。戚继光是一位深谙王阳明“用兵制胜之道”的军事理论家、一代抗倭儒将。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提出“为将”二十六条：正心术、立志向、明死生、辨利害、做好人、坚操守、宽度量（七条基本原则）；尚谦德、惜官箴、勤职业、辨效法、习兵法、习武艺、正名分、爱士卒、教士卒、明恩威、严节制、明保障（十二条基本素质)；声色害、货利害、刚愎害、胜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需要克服的七种缺陷)。这二十六条与王阳明“致良知”之“教”法以及王阳明的军事理论基本一致。
戚继光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良知”，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王阳明作为理学家，极力主张士大夫应“去人欲，存天理”。戚继光则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并对此作出自己的解读：“天理难复而易蔽，人欲难磨而易起。复理如仰面攻城，纵欲如下坡推毂。”王阳明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戚继光则提出“去外易，去心寇难”。所以，戚继光既是理学家，也是阳明学者。
据文献记载，戚继光曾在阳明弟子钱德洪门下细究良知心学，并于戎马倥偬之际向王畿问过学。
因此，戚继光的儿子戚祚国在编纂《戚少保年谱耆编》时，称父亲“私淑阳明，大阐良知。胸中澄彻如冰壶秋月，坐镇雅俗有儒者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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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阳明学
曾国藩儿子认为他爸是王阳明的学生
清代由于官方原因，王学被压抑为潜流，公开谈论者不多，支持者更少。
光绪四年（1878），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近世谈性理者，好持朱陆异同之说以立门户，然学士大夫能讲求实际，任艰巨，著绩效者，出陆王之门为多。其诋陆王者，大半硁硁自守之士，空谈无补。”
曾纪泽只承认他爹曾国藩 -恪守程朱 不弃陆王
曾国藩，事功彪炳，为同治中兴的再造之臣，他的儿子曾纪泽得出的这个观察，内中缘由，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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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和王阳明
林彪名言-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心学修炼手法。
林彪在日记里，把王阳明称作先哲，他认为知行合一才是真理，是知行问题最好的解说，他当政要把先哲的思想加以新的发挥，重新发扬光大
摘自：王阳明的反革命两手及其“心”学——揭露王阳明镇压广西瑶、壮族人民起义的罪恶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