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物學者金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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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廣西區黨委兩屆領導集體共同打造，灌注了以時任自治區黨委文教書記兼監委書記、黨校校長以下無數文藝領域領導幹部、演職人員，成為了廣西一張名片的《劉三姐》，在新加坡等東南亞廣大華人、華僑地區廣受歡迎，且具有相比於在國內更強的政治效應。廣西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關熔珍在期刊論文《「劉三姐」在新加坡的傳播與形象研究》（以下簡稱「關文」）中，對此政治效應有如下總括性的表述：「劉三姐」在新加坡的傳播接受過程中，激發了觀眾們「對堅強不屈、忍辱負重、追求美好生活的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由此構建出文化同源、身份同構、理想同向的新加坡『劉三姐』形象」。
關文中梳理了《劉三姐》在新加坡上映後，當地在不同時期對「劉三姐」形象的構建歷程。主要有以下三個階段：
一、邁向自治的新加坡（1945—1963）： 堅強不屈的「劉三姐」形象
1960年，電影《劉三姐》在國內上映，引起廣泛好評。當時負責領導廣西文化工作的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群眾運動的勝利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勝利——創作和演出民間歌舞劇〈劉三姐〉的體會》（1960年7月26日第7版），對《劉三姐》的「賣點」有如下自誇之語：
以《劉三姐》編演活動為中心的群眾文藝運動，是緊緊遵循著黨的文藝方針開展起來的。各地黨委運用毛澤東文藝思想這一銳利的武器，戰勝了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勝利地解決了運動中的各個關鍵問題。
首先，堅持了「古為今用」和「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各地在創作過程中對於這些情況都反覆地作了研究，發揚了傳說中的精華，揚棄了其中的糟粕。並且在不違背歷史真實的原則下，對傳說進行了必要的發展，以更好地塑造人物性格，使階級鬥爭的主線鮮明、突出，使劉三姐和群眾血肉相關，堅決反抗地主階級，以及熱愛勞動、熱愛生活等等機智、勇敢、聰慧、樂觀的性格得到集中的完整的表現。那種拘泥於民間傳說的落後保守思想受到了批判，同時也防止了反歷史主義的簡單化的做法。
其次，堅持貫徹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要求形式服從內容，解放思想，敢想敢做，大膽革新創造。在這個精神的鼓舞下，大量的民歌登上了舞台，這對塑造歌仙劉三姐的形象起了很大作用。有許多歌詞是十分精彩的。比如諷刺地主時唱的：「莫誇財主家豪富，財主心腸比蛇毒；塘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在諷刺秀才時唱的：「你講唱歌我也會，你會騰雲我會飛；黃蜂歇在烏龜背，你敢伸頭我敢錐。」在描寫愛情時唱的：「妹相思，妹有真心哥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沖不斷是真絲。」「哥相思，哥有真心妹也知，十字街頭賣蓮藕，節節空心都是絲。」「連就連，我倆結交訂百年，那個九十七歲死，奈何橋上等三年。」
像這樣一些經過勞動人民千錘百鍊的民歌，是多麼優美的文學語言！許多觀眾以至詩人看了都一致反映，不看演出，只看劇本中的歌詞也是很大的藝術享受。
這位區黨委書記強調，《劉三姐》在政治上十分站得住腳的同時，還在藝術上頗有成就。他或許想不到，該電影在剛剛和馬來亞合併的新加坡上映時，還有另外一項成果——在「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新加坡華人感受到了一 種無根飄零的無奈，生存和發展如履薄冰，文化上更是處於一種自我否定的邊緣空間」時，讓他們感受到了一種文化認同。如關文所說：
電影《劉三姐》在新加坡播映，帶來了 同樣的黑頭髮、黃皮膚、熟悉的鄉音，還有魂牽夢縈的山水。強烈的形象相似性讓當地華人紛紛前來 觀影，聚焦銀幕上的劉三姐，一解鄉愁的同時，更是深入思考自己未來文化身份根源的方向問題。主角劉三姐出身草根，無權無勢，卻聰明睿智，才能出眾，不畏強權，不依附他人，不亢不卑，積極樂觀，靠唱山歌贏得了愛情。電影充分演繹出了草根 階層鐵骨錚錚的氣質，把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積澱下來的奮鬥不屈、生而有志的民族文化精髓彙集在劉三姐的身上。這樣的劉三姐形象讓新加坡華人觀眾的代入感極強：他們跟祖輩或者是父輩漂流而來， 在新加坡落腳，無權無勢，無根無基，只能靠自己拼搏，像劉三姐一樣，活出自己的人生。
電影《劉三姐》讓新加坡華人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銀幕上聽到歌聲笑語、看到智慧、看到 祖國風光、看到鄉里鄉親團結友愛和希望，感悟到 未來生活的方向。……
電影在新加坡上映的時候，1978年新加坡當地報紙《南洋商報》
6月14日的影訊是這樣介紹 的：「劉三姐代表了不屈不撓的勞動人民之意志，她唱的每一首山歌，有真情有實意！有憤怒有控 訴！有潑辣有辯駁！有正義有勇敢！有諷刺更有趣味。」而這正是當時新加坡華人的心聲。來自故土的《劉三姐》儼然成了一種表達對時局的無聲 控訴、駁斥和諷刺的絕佳藝術形式，同時也是一種尋回華人堅強不屈文化基因的無聲集結令。可以說，《劉三姐》在新加坡的上映適逢其時。 因此，在當時的新加坡，電影所到之處，掌聲雷鳴。「劉三姐」形象迅速生根發芽，與當地華人觀眾形成了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上的共通共融。《劉三姐》打破了當時美國暢銷電影《亂世佳人》 在新加坡的賣座紀錄，呈現一種獨特的文化氣息， 展現了華人在新加坡聚集的力量。雖然當時新加坡 主流媒體對《劉三姐》播放的報導不多，但是打破紀錄的票房賣座率充分說明了華人對《劉三姐》文化的剛需。很多觀眾反覆觀影，甚至全家老少一起觀影，場場爆滿。可以說，銀幕上的劉三姐為當時正處在面臨新加坡自治邦努力與馬來亞結盟構建馬來西亞聯邦之際，為即將面對異質族裔文化碰撞而深受文化身份困擾的新加坡華人指明了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的方向，更充分展現了新加坡華人在飄零時局中的堅強不屈精神。
雖然關文有意迴避了電影《劉三姐》從創作過程到主旨思想中的政治屬性，但依然無法掩飾出此片在新加坡引起巨大反響時，同當地左翼思潮存在一定關聯的事實。而這些帶有政治傾向的要素，在下一階段則體現得更為明顯。
二、新馬合併期的新加坡（1964—1965）：忍辱負重的「劉三姐」形象
正如那位廣西區黨委書記處書記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自誇」文章中所說，「《劉三姐》這個戲之所以受群眾歡迎，就是因為劉三姐這個人物形象，是廣大勞動人民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的理想的化身，是勞動人民的代言人」。劉三姐在與地主莫懷仁（其名字在60年代影片上映時，曾為了「避諱」而一度改為「莫海仁」）的鬥爭過程中，體現出的不畏強權、敢於反抗等精神品質，是此片能夠成為讓群眾喜愛的傳世經典的重要原因。而這些精神品質在新加坡華人華僑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共振。關文說：
電影中的劉三姐對待生活，樂觀積極，上山可打柴，下河可捉魚，是生活小能手；對待鄉里鄉親， 溫柔以待，山歌傳心，有禮有節；對待愛情，藤樹相纏，生死與共；對待酸腐秀才，毫不膽怯，鬥智 斗勇，以來源於現實生活的山歌對抗照本宣科，「瓷石不怕細玉」；對待敵人財主莫老爺有勇有謀，「你要殺人我會逃，你要鬥智我奉陪」，甚至聰明地引 導地主進入自己的擅長領域裡面對歌，才智碾壓。 整個電影中不見血腥、不見直接的械鬥，卻又明明白白地向觀眾展現抗爭的希望和勝利的可能。顯然，對正在時局下艱難求生、忍辱負重的新加坡華人來說，電影《劉三姐》彷彿成了一劑解救苦難、指引方向的良方，能夠緩解現實生活中對時局的焦慮。
然而，這樣的忍辱負重並沒有給新加坡帶來應有的發展機遇。相反，1964年12月，馬來西亞聯 邦中央政府完全無視華人遭遇不公的社會現狀，強行要求新加坡將上繳中央的稅收從原來的40%增 加到60%，幾乎不給新加坡生路，甚至以此為借口，修改憲法，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的絕對優勢將 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
這對當時的新加坡華人而言，無疑是一個文化和身份認同的至暗時期，但同時也是一個新的文化 身份認同機會出現的絕佳時期。1965年8月9日，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在脫離馬來西亞聯邦之後， 宣布成為一個有主權、民主和獨立的國家。可以說， 現實社會的「劉三姐」闖出了自己的命運之道。
令人感慨的是，在此短暫的階段過後不久，《劉三姐》就在它誕生的八桂大地上被打入另冊，此後更是因為那位直接領導了它的創作的原自治區黨委書記在政治風暴中的隕落，而被廣西官方定性為「大毒草」，其核心是「反對暴力革命」的。而彼時，心向母國的新加坡華人華僑（即「新華」）正在亦步亦趨地跟隨母國的政治運動，將新華文化朝著母國革命的方向發展。至於《劉三姐》，在星島自然也是無人問津了。
三、立國至1990年的新加坡：追求美好生活的「劉三姐」形象
在新加坡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大國的政治旋風就刮到了南洋。在意識形態上和大國的指導思想仿若仇讎的新加坡資產階級政權頭目、「臭名昭著，罪大惡極」的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記載，他當時估計新加坡的「革命派」，最高峰時可在全國30%左右的人口中具有重要影響力。即使是到了革命逐漸轉向「安定團結」的70年代，也有15%左右。（這一數據或許還有縮水，1970年時可能還會更高）
直到1975年，母國的革命文化依然在新華群體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有研究論文稱：到了70年代中期，新加坡還有「很多人不惜冒險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國遠洋貨輪上觀看《決裂》《春苗》等宣傳『抹茶大芭菲』成果的電影」。為此，「在李光耀的建議下，新加坡政府在60年代到70年代頒布了一道法令，禁止30歲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國去訪問，以防這些頭腦簡單的左翼青年被召募為『顛覆分子』，這條禁令直到1976年才取消」。
然而，隨著母國革命運動日薄西山，新加坡的形勢也悄然發生著變化。李光耀回憶：
在這樣的條件下，已經在運動中被打成「毒草」的電影《劉三姐》，在母國將其恢複名譽，並再次出口境外放送之後，又重新在新華群體中得到了廣泛的歡迎。關文對此描述道：
1978年，電影《劉三姐》再次在香港熱播。當時的報紙連續發表評論，認為「《劉三姐》對香港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電影市場，可能是一次『變』的轉折點」。果不其然，繼香港之後，同年，新加坡再度推出該片，同時在10家影院上映，46天盛況不衰。這是新加坡立國之後的文化盛事，可以說是盛況空前。新加坡的加龍、黃金、長江、璇宮等影院同時上映，觀眾熱情高漲，全家出動去影院觀看劉三姐唱山歌，傳說甚至是盲人也到現場聆聽。電影院幾乎場場爆滿，再創歷史之新高。新加坡「劉三姐」的迷客之一于思在1978年3月21日的《星洲日報》
上發表了《可愛的〈劉三姐〉來了》的文章，圖文並茂地表達對劉三姐的喜愛之情。于思說：「《劉三姐》 這部影片為什麼這麼吸引人呢？依我看，該是它的歌曲優美動聽，歌詞意義深刻含蓄，景色宜人，故事又新鮮，更主要的還在於它刻畫了一個美麗生動的劉三姐形象。」在已經獲得國家獨立、正努力實現文化獨立的新加坡人看來，這個時候的劉三姐，順水而來，無依無靠，卻又活得洒脫自然，不畏強權，不求依附，以優美動聽的歌聲做自己的身份名片，以與財主秀才鬥智斗勇展示自己的風姿，以來去自如、不拘一格的態度張揚自己的生活哲學，這無一不契合新加坡華人尋求文化身份的堅韌和自立精神。同年5月10日，新加坡《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都對「綜藝機構在黃金戲院映《劉三姐》招待報界」的新聞做了報導，高度讚揚了《劉三姐》的人美、歌靚和山水奇秀，充分表達了對《劉三姐》的百看不厭，熱愛不已。這個時期的「劉三姐」形象無疑契合立國之後尋求文化創新的新加坡華人的需要，達到了融入認知的程度。
可以自主決定電影的放映和盡情地觀影，讓新加坡華人對《劉三姐》的喜愛從銀幕蔓延到了現實生活。「劉三姐」的形象開始呈現多元表述模式，更加滿足新加坡華人的文化需求。除了電影《劉三姐》，歌舞劇《劉三姐》以及劉三姐扮演者黃婉秋
所率領的廣西民族歌舞團在新加坡也大受歡迎和熱捧。劉三姐的扮演者黃婉秋說，在新加坡演出時，觀眾的熱情很高，里三層外三層圍滿了要簽名的人。新加坡眾多電視台、無線電台以及報紙媒體等，如《南洋商報》《星洲日報》《聯合早報》等紛紛報導。《劉三姐》電影所營造的「人美、歌甜、景麗」的形象已經深入新加坡華人之心，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一個華人骨子裡的執著。
《劉三姐》中體現的勞動人民身上的階級鬥爭精神，不再是吸引新華觀眾對其喜愛有加的主要因素，這也反映了星島在六七十年代冷戰浪潮中，國民心態的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