躍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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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為訪談，版權所有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研究學會，本人為學會在知乎的個人代表，將後續發佈相關內容。歡迎關注我！
紐約市長選舉系列我們將通過約3-5篇訪談，從意識形態到市政來解析，本文為第一篇。歡迎關注我追更喵！
紐約新市長的聯盟里，窮人和精英為何都支持他？我們和pawel教授聊了聊
背景介紹
在紐約市長選舉中，進步派候選人佐蘭·曼達尼
（Zohran Mamdani）以「凍結租金
」「免費公交
」等激進主張贏得了一場標誌性勝利。這場勝利不僅改寫了紐約地方政治的格局，更折射出美國政治生態的深層變化。
為深入解讀這一現象，我們邀請到研究比較政治學的Paweł Charasz
教授進行對話。他從「政治局外人」的優勢、選民行為的複雜性，到曼達尼聯盟中「窮人與精英共撐一把傘」的反直覺現象，為我們提供了超越傳統左右敘事的深刻分析。
註：pawel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重點關注制度、經濟發展以及大眾與精英政治行為。他於2022年獲得美國杜克大學
政治學博士學位，此前曾任教於布朗大學
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中心。
「政變」還是「政治局外人」的勝利？
Q：教授，我們是否可以將佐蘭·曼達尼在紐約的這場爆冷勝利，理解為進步派在民主黨內部發動的一場「溫和政變」？其目標是否不僅限於贏得一個市長職位，更是要奪取對民主黨未來政治議程的定義權？
A：在使用「政變」這個詞之前，我們需要先釐清一個基本事實：這是一場民主黨內的初選。初選的投票主體是民主黨內的核心選民，所以曼達尼的勝利，首先表明他成功地贏得了黨內基層的強烈支持。這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成就。
你提到的「政變」視角很有趣，但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其成功的原因——那就是他作為「政治局外人」的優勢。你知道嗎？這讓我想到特朗普的例子。缺乏傳統的行政經驗，與黨內建制派和大型利益集團沒有深厚的勾連，在當下這個對傳統政治極度不信任的時代，這些所謂的「劣勢」反而可能成為一種資產。選民們可能會認為，這樣的候選人更不容易被體制「收買」，更有可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所以，分析這場初選，我們不能只看曼達尼和庫莫（Cuomo）這兩個人。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是：在眾多候選人中，為什麼選民最終將選票投給了曼達尼？他的哪些特質或承諾形成了決定性的吸引力？這比簡單的二元對決更能說明問題。
曼達尼與AOC
勝選的異同
Q：那麼，與七年前AOC在紐約的勝利相比，您認為曼達尼的勝利有什麼異同？
A：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比較性問題。我記得AOC當時是在一個具體的國會選區獲勝的，對吧？（Q：是的，紐約第14選區，包括布朗克斯和皇后區）。這意味着她的勝利基礎在地理上和選民構成上，可能比曼達尼的市長聯盟更為局部。
但要理解這兩者的關聯，我們必須將它們置於一個更宏大的背景之下：美國政治極化的加劇。整個政治光譜正在被拉向兩端，左翼更左，右翼更右。這種結構性變化為激進候選人提供了生長的土壤。此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個人魅力的因素。AOC的勝利，部分也歸功於她強大的個人號召力。
你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2024年大選中，有一部分選民在布朗克斯和皇后區，既把國會議員的選票投給了AOC，又把總統選票投給了特朗普。這恰恰印證了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觀點：選民的行為是多維度的。對於這些選民，最合理的解釋是，他們在經濟議題上是進步派（因此支持AOC的全民醫保等政策），但在文化認同上卻是保守派（因此支持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美國優先等主張）。如果他們的首要關切是文化議題，這種分裂投票就難以解釋了。
Q：我可以這麼理解嗎？對這些選民而言，AOC和特朗普都更像是「為他們說話」的人，雖然他們一個極左一個極右——而選民可能根本不關注這些。
A：可以這麼說。這讓我聯想到今年初的波蘭總統選舉。我們的選舉是兩輪制，進入第二輪的一位是中間派候選人，另一位是右翼候選人。選舉研究顯示，有相當一部分在第一輪投票給左翼候選人的選民，在第二輪轉而支持了右翼候選人。這個現象說明，在某些選民看來，左翼和右翼候選人在經濟干預、福利政策等議題上的立場，可能都比中間派更接近他們的訴求。這再次證明了政治認同的複雜性，它並非簡單的左右線性光譜所能概括。
反直覺的選民組合與「大傘」策略
Q：我的第二個問題關於曼達尼的選民聯盟。他的聯盟看起來非常反直覺：既吸引了高度依賴公共服務的草根階層（如低收入租戶），也贏得了富裕的年輕高知精英。從階級分析角度看，這個聯盟是穩固的，還是充滿了內在的利益衝突？
A：其實我們在討論第一個問題時，已經為這個問題埋下了伏筆。這個聯盟之所以顯得「反直覺」，是因為我們習慣用單一的維度——比如經濟階級——去衡量它。但正如我們剛才談到的，政治動員可以是多維的。如果我們引入「文化維度」或「價值觀維度」，那麼這個聯盟就顯得合理多了。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年輕高知精英更關注氣候變化、種族平等、LGBTQ+權利等後物質主義議題，而草根階層則更關心租金、公交票價、工作機會等經濟生存議題。曼達尼的政策組合，如綠色新政、免費公交、租金管制，同時庇護了這兩大群體最核心的關切。
Q：那麼，在這把政策組合的「大傘」之下，您認為哪一個群體是曼達尼更不可動搖的「基本盤」？
A：這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我不是美國政治專家，很難給出確切的答案。從選民數量上看，草根階層無疑是基本盤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你也必須考慮到美國「金錢政治」的現實，精英階層雖然人數少，但其擁有的資金、社會影響力和話語權是巨大的。不過，從理論上看，最貧窮和最富裕的群體基於不同的訴求形成政治聯盟，是完全可能的。
紐約經驗的可複製性與民主黨的未來
Q：這讓我聯想到2024年大選中的哈里斯。她一直強調自己「中產階級」的身份，試圖鞏固基本盤並吸引中間選民，但最終失敗了。如果曼達尼在紐約的施政被視為「成功」，您認為民主黨在2028年提名總統候選人時，會擁抱他代表的激進變革以激發年輕選民，還是回歸溫和路線以爭取搖擺的中間選民？
A：哈里斯採用的是一種非常經典的傳統策略。她的失敗原因很複雜，有人認為她給選民的印象比拜登更為左傾，不夠「中間」；但也有分析指出，許多選民認為她過於聚焦身份政治，反而疏遠了那些更關心經濟問題的工人階級選民。 相比之下，曼達尼似乎有意識地淡化其身份標籤（例如，他並未過多強調自己將成為紐約首位穆斯林市長），而是將競選焦點集中在經濟正義和反建制上。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紐約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深藍」城市，其政治生態與全美尤其是那些關鍵的搖擺州截然不同。因此，紐約的本地經驗能否被簡單「複製粘貼」到全國性的競選戰略中，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至於2028年民主黨的選擇，這取決於太多的變量：屆時的經濟狀況、國際形勢、特朗普主義的演變等等。坦率地說，我現在無法給出一個明確的預測。這將是民主黨內部一場艱苦的路線鬥爭。
Q：最後一個問題。在紐約這個全球資本的心臟推行高額財富稅和激進租金管制無異於「刀尖起舞」。您覺得這場實驗會成功嗎？
A：首先，我們需要定義一個清晰的「成功」標準。（Q：例如三四年後，多數紐約市民認為這些政策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了？）這個標準可以。任何公共政策都面臨權衡與機會成本。免費公交、市營雜貨店固然能降低生活成本，但其背後是巨大的財政支出。錢從哪裡來？財富稅可能導致資本外流，反而侵蝕稅基；而削減其他領域的開支，又會引起新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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