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油事件前一天，8月1日至2日，四川綿陽高新區普明街道石橋鋪社區，數百名租戶因不滿社區強行收取停車費，連續兩天自發上街封堵道路，發起示威抗議。
王丹表示，綿陽事件與江油事件接連發生，十分耐人尋味。後者是道德憤怒，前者是生活成本問題。但兩者爆發的根源相同：基層民眾與權力機構之間的利益矛盾。
他表示，人民抗爭是中國社會最大的變數。江油事件顯示民眾對制度性冷漠的忍耐正接近臨界點。而警方對和平聚集的民眾使用辣椒水和暴力鎮壓，表明地方政府對民眾內心的不滿極為忌憚，甚至比外界想像的更深。
再者，他認為，新型抗爭模式的出現，過去的大陸民眾抗爭講究組織、訴求、領袖，到現在是去中心化的抗爭模式。一段視頻、一條微博就能迅速掀起廣泛行動。從李文亮事件、鐵鏈女事件到今天，抗爭者從未消失，他們只是在等待時機。
獨立評論人士杜政今年初在台媒《上報》撰文披露，國內有個圈子，以商人為主，也有個別中層官員，甚至還有警察，他們通過安全軟體組群議事，一有機會就向中國民眾做民主啟蒙。有些人參加白紙運動後出國了，但有些人在國內希望繼續等待機會。在未來中國時局發生變化時，他們肯定會出來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