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就是“打手”

对于自己在企业中受剥削的状态，劳动者有时也试图通过正式途径救济自身的权益。但他们普遍感受到的是无力，也不信任法律或政府。

年轻的董明就和不尊重自己的老板吵过、要求过，甚至也找过劳动局，但并没有什么结果，“我也有去过劳动局的经历，人家就说：ok，你的情况我知道了。又怎么样？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在社会上打拼一段时间后，董明也明白了这个社会的某些潜规则，“就 那个眼镜店老板，他是那个镇上的人大代表，你去告他？他认识各种各种政府部门的官员......。”

张潮与董明处在企业雇佣关系的两端。在等级森严的公司内部，张潮常常看到的是管理层对维权员工的压制。张潮分析说，公司内部的氛围也不鼓励员工表达对工作条件和待遇的不满。他感觉，中国国内企业员工多数害怕张这个口，“虽然开了这个口，领导也和颜悦色地婉拒了他，但可能对他的印象就不太好了。如果你第二次去找领导的话，你的结果可能就不太好了，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甚至领导就开始针对你。”

张潮评价说，底层工作人员 对于自己的权利不是很清楚，维权意识也不是很强烈，尤其是涉及到职位升迁、福利调整或离职等问题时，员工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连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都过不了，一谈完话他也就欣然接受了，拿不到任何赔偿就走了。”

回过头去看，张潮认为，中国企业在处理劳资关系时表现出的就是缺乏契约精神， “其实说白了，你不就是牛马吗？在企业里头非常有意思，有一部分收入叫非营业收入，或者叫间接成本结余等等，说白了就是应该给你的没给你。更多企业里做HR（人力资源）的人实际在做企业的打手。”

张潮说，有时也会有员工想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但公司在处理这类案子时有明显的优势，“稍微有点能量的企业多多少少都和政府部门有关系，这也不是行业秘密，”这种关系使公司在处理劳资矛盾时游刃有余，而员工则疲于奔命，难以得到合理的补偿或及时的解决。

“劳动法是个屁”

去年，张潮来到了美国，已经远离了中国的职场。他直白地说，“我就觉得劳动法是个屁 ，根本没有保障员工的利益，”张潮在职场上看了太多，让他有些兔死狐悲，“因为今天比我层级低的人发生的一切有一天我也会经历，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是很明确的。”

《中国劳动法》于1995年开始实施，中间经过两次修正。与此同时，中国劳动争议案件也在逐年增多。据王智嵬等人2020年在《山东大学学报》发表的报告统计，从1991年到2016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平均每年增长超过两成，其中雇主或用人单位仍然是劳动争议的主要责任者。

在同一个报告中，从1996到2016年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胜诉率平均为43.81%，是用人单位胜诉件数的3.24倍。但长期代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维权律师山姆（Sam Wong）对本台分析说，在中国实际劳动关系中的利益均衡仍然是倾向于企业的，“这部分企业的责任，它在制度上的倾向是偏向企业的，政府对此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出于安全考虑，这位律师以化名接受采访。

山姆介绍说，在他所办理的案件中，接触过不同的政府部门，但总体上讲，这些部门对劳动者的权益是漠视的，“我做过性别就业歧视的，有劳动者向劳动监察局投诉这种事情，劳动监察局就认为这根本不是事，他们就不想受理。”

山姆认为，尤其是底层劳工，他们通过正式途径来维权的机会就更低，“本身他们的法律知识也不多，他们也请不起律师，又缺少劳动法律援助去支持，劳动者就是处于弱势。”他补充说，中国的工会也都被政府所控制，不太可能为劳动者提供实质的帮助。

青年工人江陵的经历也佐证了山姆的分析。他告诉本台，“地方政府和所谓工会并不帮助工人，他们不民主，对资本家唯命是从。所有不利工人的政策，如降低工资、延长加班、调岗、开除员工、停产待岗，都可以顺利得到工会的批准。”

没有自由 只能牛马

江陵来自一个国际左派组织 –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他直斥中国所谓的“共产党”政府其实是资本主义政府；对于中国劳工所面临的这种“牛马”境地，这个资本主义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分析说，中国政府虽然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但实际上工人并未成为国家的主人，“实际上是对工人的专政，就是名义上给你工人一点面子，但你是要出血的，要付出代价的，工人作为‘主人公’是要让利的。”

李强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都掌握着数量庞大、资产雄厚的国有控股企业，他们实际上是资方利益的代表；而各级政府也严重依赖私营企业纳税，在实际执行劳动法规的时候，利益天平也容易倾向于企业。

前企业高管张潮则认为，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与政府相似的体制，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我在企业里干了这么多年，我就觉得企业跟政府非常相似，就是一个小政府，尤其是管理、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我觉得基本上跟政府一样，这种独裁体制下造成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

山姆律师分析说，在中国的专制体制下，公民实际上也无法通过结社自由、组织自己的工会来捍卫权利，劳动权因而也受到削弱，“当自身的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时候，你就会同类相杀，所以就会造成内卷，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去做牛马。那些更为底层的人只能出卖自己的时间、出卖自己的尊严，最后就变成了牛马。”

关键是制度

董明现在已经摆脱了过去在中国职场那种“牛马”的地位。2022年，董明通过走线来到了美国。他接到记者电话时，正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出差，“老板帮我们订了酒店，一日三餐也是老板出钱的，老板也不会像在中国的时候那样压榨你，每天让你工作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那样的”，他的语气里带着欣喜，说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

董明说，这个老板也很精明，也是想方设法让员工多干活，但他不敢随便让员工加班，因为怕被员工提告。他很自信地说，“（美国）法律是保护弱者的，法律是保护劳动者的。”

记者：王允　编辑：何平　网编：何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