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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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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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回国”少的一类人,原因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单纯的不想,怕麻烦,生活上也不方便。
在我入籍之前要出国旅游还是挺麻烦的,尤其是瑞士还没加入申根区之时,最不麻烦的就是回中国,买张机票就能走。所以那之前我几乎是每年回去一次。
入籍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我回去每次都看一样的东西,不如邀请我家人过来玩,每次我们还能去周围的国家旅游,而且他们也能吃得好休息得好,似乎更合算。因为我家住上海,签证、乘飞机都还算方便,经济条件也允许,所以直到2020年前,我家人差不多每两年来一次瑞士,最长的一次住了半年。所以从北京奥运那年算起,我有整整11年没有去过中国。
其实我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去中国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除了看望家人和几个好友外,那里几乎没有太多吸引我的东西,我一不是吃货,二怕旅游踩坑(其实还是踩到了),满街的摄像头和朝阳大妈的震撼力,确实让我很犹豫。
今年头一次我一个人回去就住在家里,我的生活习惯已经和家人不一样了,早晨6点不到我就起床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我的习惯是回来吃顿营养丰富的早餐然后晚饭精简,但他们是倒过来的。上次回去带了丈夫就住了市区交通方便的民宿,但附近没有健身房只能偶尔在北外滩跑步,耽误了我的力训。
最后也必须承认,旅行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苏黎世直飞上海一直只有瑞航才有(转机太累了我真的吃不消),往返机票经济舱差不多在一千瑞郎上下,我只是作兼职,收入有限,申请中国签证还要再加近300瑞郎的支出(签证外包提价了),都够我去北海邮轮旅行一次了。
有评论对我和我家人的经济状况有疑问,我在此略作解释。既然我说了我作兼职,那自然是有所放弃的,因此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代价是薪水并不太高,一张机票和中国签证费用差不多要耗去我近一个月的工资,好在有丈夫支持。而在中国期间,与我工作相关的网站都是上不去的,所以损失的还有工资。至于我家人,除退休金外还有艺术创作收入,所以机票钱倒也不算什么。他们过来住在我们家吃住都由我们承担,所以对他们而言也就只掏个机票费用罢了。
不过关键还是,我回去干什么呢?见见亲友?见完亲友呢?大部分时间其实也没什么可以做,挺无聊的。在这边我夏天可以和朋友去徒步登山,冬天可以去走雪泡温泉,有话敢说畅所欲言,再不就去邻近的国家看看,开车最多几个小时也就到了,风景好空气好食品质量不用担心,所以说,我宁可家人来这里旅游休息,多看看世界。
(2025年1月5日)因为有评论跟我就摄像头进行讨论,那我再做一些补充:
看来看去,我注意到了我和许多知友的分歧其实在于对谁的不信任更多,且听我分析。
摄像头自然不是个摆设,我说它的存在目的是为了监控,大家对此应该没太多异议。看起来多数知友更不信任的是其他被监控的人,认为监控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不被自己的同类(其他的监控对象)损害,而对实施监控者的信任度则很高,超过了对其他被监控者的信任。
但我一直想表达的,则是我对实施监控者(即国家机器)的不信任超过了对其他被监控者的不信任。如我在下面的一个评论回复中所言,我有(太阳出山前)晨跑习惯,在我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安全死角,那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还有若干路灯。作为一名女性,我觉得这个摄像头的存在是合理和有必要的,至于是不是需要在那里(大约十米距离,跟上海地铁常见的通道差不多长)安装16个摄像头,我想答案也是很明了的。
很多民主国家的国民对摄像头(即国家机器实施的监控)常常感到不安,就是因为谁都不希望民主被任何人或机构/组织以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劫持,比如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普通民众不可能了解监控视频如何被使用、谁被(重点)监控、此类视频何时被销毁,等等。这种不透明会引发对国家机器的不信任,所以在民主国家,媒体可能揭露滥用情况,普通民众也可以运用民主工具来限制国家机器。以瑞士为例,警方本来甚至不可以对潜在恐怖分子进行电子监控,还是2021年6月13日的一次全民投票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力。
而欧盟内部一直就在为保护民众隐私做出努力,比如2018年5月25日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2023年11月9日通过的《数据法案》(Data Act)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数据安全与隐私,2021年4月提出的《人工智能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草案则旨在全面禁止无差别的大规模监控和基于人工智能的社会信用体系。
即便如此,欧盟和瑞士的民众对政府和国家机器的不信任度也并没有中国高。
综上所述,关注的焦点、(不)信任对象的不同造成了我和不少知友在对摄像头(监控)所持态度上的不同,我保留自己的看法,也不打算强迫任何人改变他/她的看法。我不喜欢国内那么多的摄像头,最多就是我少回去几趟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