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察者认为，近些年来，反腐败注重惩防结合，而以往有很多刑法专家参与，意味着更重视对腐败后的严惩。而此次的专家则更重视行政权力运行中的监督，重视党的建设，更重视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马怀德说，八个专家对发言内容前期没有分工，“有关反腐倡廉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提”，于是他们从各自专业的角度，从法律、政治、管理、经济、哲学等方面，谈到了对反腐倡廉的认识，“现场大部分是提建议比较多”。　　“这一次意义不同。”周淑真说。

官员财产公开成焦点　　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最明显线索

会上，多位专家谈到尽快实行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问题。　　周淑真教授提到，反腐败工作很早就有“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提法，但在推动落实中进展缓慢，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各国通行的预防腐败的有效做法，在我国虽然很早就在个别地区进行了试点，但迟迟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建议立即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马怀德同样力主尽快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就是公开，公开才能达到财产申报的效果和目的。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

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发言时进一步提出财产公示。从目前看，对社会上呼声最高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应有所回应，“这也是国际反腐败斗争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

黄苇町主张，可以将房产公开作为突破口。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较大。

不过，房产需实名登记已能够实现全国联网，查清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名下有多少房产，从技术层面不成问题，实施起来相对容易。而且，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最明显线索。

黄苇町还提出，在“立信”上要有新突破。　　他认为，当前，群众仍对两种腐败活动反应最强烈。

一种是发生在身边的直接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活动；另一种就是某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其他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非法利益问题突出。

他说，当然，也有些属于领导干部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打着领导旗号拿地、拿项目、入权力股，而领导本人并不知情。但不管是真是假，在群众中产生的政治影响都极其恶劣，都要以敢于碰硬的态度，一查到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则更关注背后的制度设计细节，他认为，在中国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发展阶段有特殊的问题，不是说把国外的制度简单地搬过来就有效。

任建明感觉到，十八大后，对反腐败的认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岐山在座谈会上称，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任建明明显感觉到，十八大后，对反腐败的认识被显著提升。

马怀德从行政法预防腐败角度发言，他认为，反腐败既要靠人，也要靠制度，更需要制度的支撑和创新，而法律作为制度的最高形态，应该法治反腐。

在专家学者发言时，王岐山听得很认真，听到精彩观点，不断地点头。　　

与会专家说，王岐山常在代表发言后，再提出一些看法，与专家们交流。
　　座谈会结束时，王岐山说：“我们会经常联系你们，座谈会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思想，有讨论的观点，大家还能相互启发。我以后可能会就某个问题来找您谈。”
　　“现在更能够激起思想火花。”其中一名专家说，会上，大家对彼此不同的观点会提出自己的观点。

发言节选　　反腐不仅要烧“三把火”
　　北京大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发言称，需要展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的决心和反腐败的能力，虽然不主张和反对盲目的，无战略规划的，无顶层设计的，形式主义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今天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面对向老百姓承诺的“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仅应烧“三把火”，而且应该烧多把火。不仅要在上任时烧，而且要在整个任上都烧，敢于打场攻坚战和硬仗。跟与会专家解释说，反腐是个很复杂的事情，要研究透。

官员财产申报是突破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淑真提出，尽快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应是反腐败的突破口之一。她建议立即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一步到位很难，可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谁想从政，谁先公布。各级领导干部在新提拔前，申报个人财产并核查公示公开，作为提升的前提；对现任的领导干部采取“自报”方式，规定一定时期、一定额度、一定事项，主动自报，进行备案，可减轻处理或不处理，甚至既往不咎；但有病不自报，一旦查出必须给予严肃处理。

反腐靠法治制定三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发言称，反腐要靠法治，要制定三部法律。《重大决策程序条例》，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必须约束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权。《政务公开法》，现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不是法律，无法和档案法、保密法相衔接，也无法涵盖党务公开、司法公开以及各个领域的办事公开制度。《行政组织法》，要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划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应将公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法律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相互关系，以及机构职能、编制，这对预防和减少腐败有重要意义。

“纵向垂直横向整合”反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提出，反腐要建立一个有力有效的反腐败体制。“现行体制是条块系统，三个系统五个机构，党有纪委、行政的监察和预防，司法有反贪和预防。尽管我们1993年中纪委、监察部就合署办公，十六大以来有派出机构的统一管理改革、建立巡视制度，但这个改革还没有完成。”

　任建明建议要坚定地把改革深入下去，改革当“纵向垂直、横向整合”，纵向就是保留中央和省两级机构，省以下都垂直，让机构具备完全独立性，横向就是整合现在分布多个系统，条块，提高效率。

■ 专家说法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引热议专家学者认为有助于反腐制度设计更加科学有效

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上提出的“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引发与会专家学者的热议。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王岐山提到纪委监察干部，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就是对纪委监察干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所有的领导同志和纪委监察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有信任，更要有监督。实际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也是这样，监督的制度很重要，再好的干部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的机制，没有有效的制度，都会有腐败的可能，“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称，西方很多制度设计是假设人性恶，假设所有人都是坏的，导致制度设计走向法治化。我们要是假设人人都是圣人的话，对他们都是高度信任的，更希望的是道德自律和道德约束，这种情况下制度更大程度是一种形式的东西。制度到底是基于人性善的盲目信任，还是人性坏的假设，我觉得提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助于制度设计本身更加科学有效。

北京大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西方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有一种人性恶的假设，而中国则强调人性善和“大多数人是好的”，虽然“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没有积极肯定西方的那个假设，但实际上也涉及那个假设的一些意思。

■ 同题问答　　网络曝光腐败案件 回应查处效率高了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
　　新京报：你觉得目前国内反腐的氛围怎样？
　　马怀德：十八大以后，社会公众的期待很高也很强烈，觉得反腐倡廉是个大事，成大家拭目以待的一项重要工作，大家的期望值比较高，社会的共识度高。
　　第二个变化是，十八大以后，包括网络反腐、舆论监督和民众监督的渠道、方式、方法都更加宽松了。
　　新京报：这些年来反腐在思路上有何变化？
　　马怀德：我觉得是三个“更加”，一是更加注重预防和源头治理；二是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三是更加注重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特别是在人民群众有这方面强烈期待、和新兴媒体发展的大背景下，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凝聚共识。

何增科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
　　新京报：你觉得目前国内反腐的氛围怎样？
　　何增科：老百姓有很多期盼，官方回应民众的需求，包括网络、微博等曝光的腐败案件方面，及时的回应和查处，效率提高了很多，这是一个大家感到非常高兴的事情。中纪委跟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说明更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更重视提高反腐倡廉科学化的水平，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新京报：这些年来反腐在思路上有何变化？
　　何增科：反腐败本身要走向深入，要出长效机制，一些基础性的上游的法律制度安排必须要有，现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不涵盖党务公开的，预算法本身没有从预算民主的角度考虑预算法，包括重大时间决策程序，如何能符合科学的决策，这些都是缺位的。

周淑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京报：你觉得目前国内反腐的氛围怎样？
　　周淑真：十八大报告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大家深感鼓舞。
　　“肃贪、治乱、共富”成为了人民群众急切的盼望，反腐败这杆大旗具有巨大号召力，反腐倡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越来越成为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反腐败众望所盼。
　　新京报：这些年来反腐在思路上有何变化？
　　周淑真：我觉得变化是反腐更为明确清晰，视野也更开阔，更能从制度建设方面考虑。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郭少峰 邓琦 李超 刘一丁

人民日报：道路决定命运 发展才能自强